回到18世纪末的大清帝国。作为英王乔治三世(1738-1820)特命全权大使而被派往这个东方王国的马戛尔尼(1737-1806)，准备了各式各样讨中国人欢喜的实验设备当作礼物。热气球的飘浮实验也是他精心排定的精彩节目之一。然而，宫廷的官员们对这些东西却表现得漠不关心。马戛尔尼从清朝政府对待进步科学的这种态度，联想到政府对待民众叛乱的态度。他的期待幻灭了，他甚至得出一个结论--各地随时爆发的叛乱是这个国家内部所生高热病症的明显征兆，并且作出清朝可能会在自己有生之年土崩瓦解的预测。
这个东方帝国在马戛尔尼死后还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当这个帝国比别人晚100年才开始注意到飞翔机械的时候，也已经濒临死境了。
尽管如此，在中国人心里，真的有想要飞起来的愿望吗？用奥托·弗雷德里希·波尔诺(1903-1991)的话来说，垂直方向是指土壤空间与大气空间这种不可能进入的半空间。的确，这两个空间，在幻想故事中常被选为旅行的目的地。但就中国人的情况来说，他们不像波尔诺那么深入，也不像欧洲许多宇宙小说的作者那样，认真地编撰着关于飞翔方法的谎言。
巴别塔和万里长城所指示的，正是人们渴望探索的方向。在中国，有汉代的张骞完成出使西域壮举的传说。张骞乘着木筏，花了很长时间溯黄河而上，最终抵达了黄河源头的昆仑山，也就是众神所在之地。相对于想借着巴别塔直通天际以接近神的西方人，中国人则是用近乎水平的和缓倾斜角度，一步一步、很有耐心地来靠近神明。
其实，用不着拿伽利略和牛顿的相关传说作为佐证，欧洲的物理学，本来就着重于"落下"现象的研究。但在中国的科学里，"落下"的研究并不发达。"落下"，无非是伴随"飞翔"而来的唯一最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人类不能飞翔，或说很难飞得起来，是因为重量，也就是飞翔者自己的体重造成了飞翔上的障碍。
欧洲的飞翔者们，是多么怨恨自己的体重和地球的引力啊！这种宛若彻夜难眠般的精神上的痛苦，在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1619-1655)的宇宙旅行故事《月球和太阳诸国的滑稽故事》里化成了"人是个笨重而欠缺想象力的存在"而流露出来。
那么，大清帝国的飞翔者们又是如何呢？他们只是在模仿欧洲人吗？事实上，正如在画法上的接受情况一样，他们对于外来事物的态度是极为慎重的。
飞翔者们的大爱
清末中国的幻想家们，没有忘记要在他们理想国的设计图上加入飞空的机械。根据康有为在《大同书》里的说法，将来等到在地上移动的家"行室"，和在空中飞行的家"飞室"普及之后，固定于一处的住家就会消失。其目的是要使人们尽情享受美景。康有为对大同世界的爱，不只施于地球上的生物，更遍及全宇宙的生物。他这样说道："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诸星之生物耶，莽不与接，杳冥为期。吾与仁之，远无所施。"
在最终的理想世界里，出现了乘着光、乘着电气，或是操纵着空气离开地球而飞往其他星球的人。完全进化的未来人类的风景在康有为眼中，正是自由往来于宇宙空间中的飞翔者的身影。作为《妖怪学讲义》的译介者，蔡元培于1904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新年梦》，里面陈述了自己的理想国幻想。他说，新世界的人们没有姓名，而以编号称呼。国内铁路四通八达，语言也被统一，易记的拼音文字逐渐普及。国家的名称被废除，人类彼此不再争斗，改以自然为对手，用科学方法使得天候听从人类指挥。最后，蔡元培也没忘记说："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
是要维持帝国的存续，还是要进行革命，早已不是问题。不分党派而只相信"世界必须改变"的人们，在"飞翔"这个结尾的议题上，倒是取得了奇妙的一致。对中国各项传统进行分析研究的清末人，也不得不甩脱过去那种不重视垂直方向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