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研究后发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邀请了114名随军记者参加，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西方媒体可以自由报名，派出了多名记者跟随前线日军。日本允许外国武官观战，允许国内的报刊记者、行军画师、照相师、僧侣、神官等人随军采访和工作。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甚至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和文明，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统治。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和进步。当时在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这些认知与媒体的包装关系很大。
这也是西方国家对日本完全拥抱西方文明的国家价值观表示出的热烈回应。西方媒体也对中国洋务派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评价相当正面，因为他们认为李鸿章看到了变革的历史潮流。1894年9月22日《伦敦新闻画报》书评版面上介绍了《东亚政治》、《天朝》两本书，并选用了李鸿章的照片。这个阶段是西方人对东亚高度关注的时刻，有关东亚的文学类和时政类作品大量出现。李鸿章传记类图书也在西方越来越多地出版，到1901年李鸿章去世的时候达到高潮。1901年11月16日的《插图报》在他去世的报道中写道："可以说，他取代了总理衙门，负责处理与'蛮夷'间的政治、商贸关系，在最棘手的对外交涉中敏锐洞察、灵活斡旋，有些人直接说他狡黠，另一些人则赋予他一个优雅的绰号--'中国忠仆'。在远东，他的名字、作用、斡旋频繁地与重大国际事件紧密相连，在许多重要的协议书下方都可以找到他的签名。"李鸿章个人难挽狂澜，西方媒体表示出敬重和惋惜。他们对北洋舰队的将士们表现出敬重，但是对清朝陆军极尽嘲笑之能事。对于他们认为没有顺应历史大势的清政府和它的人民，几无同情。
1894年9月1日的美国《哈珀斯周刊》刊登文章分析说："总之，日本的士兵身体健康，保持体育锻炼，绝不吸食鸦片。他们斗志高昂，有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批评家可以批评日本对自己的黩武主义已经纵容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笔者必须坦白这样一个信念就是，建立真正的国家军队有益于民主的传播，有益于埋葬封建制度，消灭专制主义，有益于改善日本人的物质幸福，提升日本民族地位。不管未来如何，即将到来的战争(毫无疑问，迟早要来的)将为我们回答一个命题，给出答案的时间就是近十年到下个世纪末。命题是：究竟是亚洲的(传统理念)还是西方的现代化理念能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亚洲获得成功？只有肤浅的观察者才会认为这个小岛民族和它巨大的邻居之间的对抗不过是不起眼的小事儿而已。"
王昱说，他发现西方媒体当时反复在问一个问题：清军的将领为谁而战？清军的士兵又为谁而战？当清军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价值观时，面对扩张之心十分明确的日军，一溃千里。1894年12月的《哈珀斯周刊》上，朱利安 拉尔夫撰写了《可怜的老中国》一文："我对设宴款待我的中国官员们说，他们最大的麻烦就是缺乏爱国精神、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意愿和能力……在思考中国的这场战争和其他任何战争的时候，读者必须明白，中国并不是由一个民族构成的，而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一位美国的前外交官曾经糊涂地把中国描述为一个整体，'犹如冰川一般向敌人袭去'，实际上中国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沙袋，一拳击去，沙子四处飞溅。"
日军通过西方媒体，向西方世界塑造了一副文明进步之师的形象。日本对随军记者开放战俘营、战地医院，表明他们有着国际化的医疗救助体系，并且善待俘虏。"万国报馆"兴趣小组注意到，西方媒体在刊登这些图片和文字信息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客观身份，会标注上"由日本军方提供"、"据日本方面提供的消息，未经证实"。
而清朝媒体的表现，正如李鸿章1896年访美时接受纽约记者采访时所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日军精心在西方世界面前塑造着开化与文明的形象，却与他们在1894年11月发生的旅顺大屠杀中的作为完全矛盾，这原本可以成为清政府向国际社会揭示日军残忍面目的一个机会。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提到这一段："日本既入旅顺，大举屠杀中国人民，见人即杀，妇孺不免，屠杀了四日三夜，被杀者二万余人。据说，全市免于杀戮者仅有三十六人。事情的真相，因旅顺陷于日手，华人几乎全灭，中国文献甚少记载。"这也是田彤和王昱感到奇怪的：日军一场如此公然的大屠杀，为何在当时没有造成国际舆论呢？那些随军记者的声音哪里去了？
"万国报馆"小组在收集报纸后发现，美国《纽约世界》的记者克里曼在甲午战争期间随日军第二军战地采访。旅顺屠杀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即1894年11月24日，克里曼在西方媒体中率先发回通讯："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未抗击犯军"；"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首"。
为躲避大屠杀原稿遭到日本没收的危险，克里曼将报道原稿分两路寄出，于12月19日到达纽约编辑部。第二天，由《纽约世界》的社长约瑟夫 普利策(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人)亲自编排，在"旅顺大屠杀"标题下，克里曼写道："日本为了朝鲜的解放，采取突如其来的介入进而变成野蛮的战争。事情的性质已经不是文明与野蛮间的纠葛，日本终于揭开自身的假面具，在最后四日里，征服军的足下彻底蹂躏了文明。"除了克里曼，还有《泰晤士报》记者克曼、英国《旗帜》记者威力、《黑与白》记者阿斯顿三人向他们的国家发出了令世界震惊的旅顺屠杀事件的报道。
然而让人痛心的是，清政府对这件事情既不在国内进行报道，也没有在国际上抗争呼吁。清政府驻欧美大使也对此事保持沉默。如今能查到的清政府文献中对此事极少记载，在李鸿章的电稿中，有电报两则可供参考。一是1895年1月9日电总理衙门云：
刘含芳(山东登莱青道)文(十二日)电：顷旅顺逃来田家屯民人田光均等一百零六口，据称，日兵现存千余人，近来无物不掠，挨户骚扰，现无分老少民人，皆纷纷南徙等语。
这篇极为含蓄的电报，发在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并且还没有看出日军的残忍。
伦敦电，英国泰晤士报刊有报章云：日本攻取旅顺时，枪戮百姓四日，非理杀戮，甚为惨伤。又有中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据云，日兵亦有数人被中兵所杀。唯日本士卒行径残暴如此，督兵之员不能临时禁止，恐为终身之玷云。
克里曼等四人的报道，一经刊发便引起了英美国家的震惊。可是日本政府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辩护，同时在几个西方报刊上发表所谓真相报道，并对克里曼等人进行攻击和污蔑。由于清政府自己对此事不发声，英、美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也没有追究此事。于是日军的旅顺大屠杀一事不了了之，在当时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国际舆论。
至1945年"815"旅大解放，日人离去，旅顺各界成立万忠墓重修委员会，重修墓道和享殿。《重修万忠墓碑文》云："……清军守将各怀异心，皆无斗志，其间英勇战士抗日人民便以身殉。日寇大肆屠杀，历时三昼夜，我同胞之死难者凡二万余人。白骨积山，碧血成河。后经孑遗者棺集掩埋，即今日之万忠墓……
假如没有克里曼、普利策等正义媒体人的报道，旅顺虐杀事件的真实情况也许就此沉默于历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