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自我认识的三阶段：对外民族主义的生成与发展
对中国人来说，败给日本比败给西洋列强各国在精神上的打击更加沉重；中国突然转为向昔日学生的小国日本"割地赔款"，尤其是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强烈的耻辱感。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5月里在北京的1300名举子在康有为的率领下"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发生过许多"攘夷"的运动，但那只是在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缺乏充分认识的情况下，"住民们在对外部侵入者感觉到了危险时所产生的本能的行动。"但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公车上书"，却是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第一次政治请愿运动，它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站到了民族前线的标志。孙中山也于1894年在夏威夷组织起了以打倒清政府为目标的"兴中会"来发动革命运动。但是不管是变法派还是革命派，虽然他们的行动方式和最终目的有所不同，但从在看到国际社会的局势变化后深感中国面临深刻危机而认为必须寻求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思路上来看，二者的性质却是相同的。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及中国人的变革和进步往往是从认识到了自身不足而开始的。首先是"器物不足"，然后是"体制不足"，最后是"文化不足"。应该注意到的是，而后两次变革的发生都是与中日关系分不开的。为了解决在"器物"方面的不足，洋务派只是进行了"利器"(建设新型工业)、"练兵"(创建新式军队)、"兴学"(导入新式教育)等实质性的尝试。但是要进行体制的变革，是要以否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的传统世界观为前提的，因此不得不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革命性的事件。而戊戌变法是由甲午战争的战败而起的，由此就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冲击。
从1884年到1914年之间，日本一共参与了三次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来说，这三次战争不是以中国为敌就是以中国为战场，并且借机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权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1915年时以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而达到了新的地步。以此为背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也一举高涨。二十一条签订的5月7日、5月9日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纪念日"，从191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21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成为民国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民族运动，也是中国经济史上历时最久的抵制外货运动。1915年9月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而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评价，在因中华民国的建国而完成了体制革命的基础上，开始了近代中国和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第三个阶段。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是以近代中国和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的觉醒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叶嘉炽所做出的如下分析："由于向西方国家争回国家主权的奋斗屡遭挫败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觉醒，不时的咬啮这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对科学精神虽树起了信念，然而对产生科学精神的西方国家丧失了信心。同时，他们又不愿在回到东方的传统中来，于是有些人竟投向所谓现代的、科学的、包容一切的、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就这样，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对国土分割和民族灭亡的危机感、对内建设近代国家和对外维持国家独立的紧迫感不断被强化，近代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也就随着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而问世、又因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主权的对华二十一条而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抗日战争：近代中国的"尊王攘夷运动"
战争经验所带来的结果，并不仅仅只反映在国家的层面。直到19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停留在知识阶层，而9.18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不断升级的军事侵略，由于其受害者范围之广，则成为了对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和体验之教育的最好教员。
我们常常以为中日战争就是"八年抗战"，这是从中国军队开始正式的抵抗的时间点(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进行计算。但是在日本，对当年日本侵华具有反省意识的学者中有不少人认同"中日十五年战争"之说，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应该从1931年的9.18事变算起，而且这个"中日十五年战争"就是"以中华民族本身为敌"的战争。例如731部队将中国人作为细菌武器试验工具，就是视中国人生命如草芥的证明。有日本学者揭露，由天皇直属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皇族)曾亲自对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下达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根据大陸命令第二四一号做出如下指示：1，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在其占领地区内的作战中使用芥子气(黄剤等特種資材)并研究其作战上的价值"，但同时又提出："采取万般措施以隐匿事实，尤其是对第三国人绝不能伤害，同时要绝对对他们隐匿事实。"这也说明，上至皇族、下至"皇军"，普遍具有对中国民众进行民族屠杀无罪的思想。因此，挂着"皇军"名义的日本军队敢于屠杀中国人，而这种民族屠杀又自然刺激了中国民众的仇日反日民族主义。
1937年1月2日，在北京创办崇贞学院的清水安三带着夫人等，6名日本人一起拜访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应日本来客的要求，胡适在名片上写下了"尊王攘夷"四个字相赠，而这让日本来客们感到非常不安。卢沟桥事变前的中国社会，可以说与"尊王攘夷"运动时的日本社会形势十分相似，一方面是国内各个政治势力之间分裂对抗，而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外国、主要是日本的侵略势力。然而，胡适之所以给来访的日本客人赠送"尊王攘夷"四字应该还有一番深意：尽管中国国内各个政治势力、军事势力之间明争暗斗，各个地域、社会阶层之间分裂对立，但是中国人在对内处理"尊王"问题的同时，也不会忘记还有一个要对外一致"攘夷"的重大问题。
1931年的9.18事变，帮助中国民众认清了日本的侵略目的。但是围绕"攘"的方法和"尊"的对象，国内各政党、阶层、集团依然存在深刻的对立。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曾经认为：因为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中国的军力难以与日本相比。所以轻言抗战的豪言壮语将招致亡国，故而他们反对轻易对日宣战。但是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规模的不断扩大，从1932年的淞沪抗战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一连串的抗日呼声，证明中国民众在面临民族存亡之时，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空前的觉醒"。1937年7.7事变爆发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在给天皇的上奏中狂言："一个月之内解决支那事变"，但是在短时间内征服中国的美梦很快落空。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国人表现出了"必死的民族抵抗"。事变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表明态度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在民族大义面前，各个党派势力抛弃前嫌，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年抗战"因此也变成了胡适所说的中国近代的"尊王攘夷"、造就具有国家意识之国民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