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继承者蒋介石匪首"
1935年，留美归来的清华大学学者张荫麟出版《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一书，指出：研究历史要有科学态度、独特方法。
"除极抽象之轮廓外，旧史所承认之细节，由今观之，几于无一不出问题，乃知严格考信之需要与艰难，于近代史初非例外。"他主张，"将传统的考证方法用于近代史研究以增加研究的手段，并亲自实践。"
这种批评的对象，无疑包括1928年面世的《清史稿》。由民国政府出资、历时14年编完的这套800万字著作，出版第二年即被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严厉批评，要求政府禁止发行。
晚清遗老赵尔巽是《清史稿》主编，修撰者亦多为遗老。在他们充满意识形态的笔触下，为清王朝殉节的官员个个高大上，而辛亥革命的起义者一概被称为"谋逆"、"匪党"。全书错误连篇，完全经不起近代史学的科学研究方法检测。中国著名清史权威戴逸曾组织校勘《清史稿》中的《李鸿章传》，不到8000字的文章竟有26六处问题。
在对甲午战争的描述中，《清史稿》也闹出大笑话。它绘声绘色地写"致远"舰长邓世昌殉国前的豪言壮语："今日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又在同一段中，坦然写全舰官兵250人全部牺牲，"无逃者"。事实上，根据日方缴获的中方资料，"致远"有4名幸存者。
在接下来的两段，它热情赞誉"定远"舰长刘步蟾和"镇远"管带林泰曾忠勇壮烈，却把两人的死因全写错了。刘、林两人均为服毒自杀，它却写刘战死沙场，林跳海自尽。百年来，任何一本负责的甲午研究著作都没有采信它的说法。
在西方游历时，张荫麟亲自翻译了"定远"副管驾、英国人泰莱的回忆录《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这本1929年在伦敦出版的书，由于作者的亲历身份，而成为中方研究甲午战争的重要资料。在《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中，亦为主要依据之一。
然而，随着"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张荫麟先后南渡浙江、云南、贵州，于1942年病逝，年仅37岁。他没有料到，其中有多少错讹之处乃至有意编造、给后世造成困扰的虚假成分。泰莱的回忆录对"定远"舰长刘步蟾进行了明显可疑的反复攻击，张荫麟没有考证。
1946年，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写成《中国近代史》(上册)。"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人民反抗投降派及其主人帝国主义的斗争史。"在这部热情赞颂一切农民起义的书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皆为"万恶的民贼"，蒋介石成了"李鸿章的继承者蒋介石匪首"。
在李鸿章、刘步蟾两人身上，范文澜用了一个共同的贬义词：卑污。描述甲午战争的一节，题目为《在李鸿章指导下战无不败的海陆军》。
延安能看到的材料很少，《中国近代史》对姚锡光和泰莱的说法全盘采信，包括李鸿章的"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刘步蟾"违反议定的阵势……他是卑污的懦夫，企图居中躲避炮火";"停留不动，逃避(与敌)接触";"在桥下突发一炮"导致飞桥震塌，丁汝昌摔伤……
而这些说法，直到"文革"后，才被大陆研究甲午战争的主流学者一一证伪。山东学者戚其章发现：泰莱想通过北洋海军谋求自身利益，三次被刘步蟾搅局，从而怀恨在心，遂对刘大加人身攻击。
范本人在建国后的史学界地位决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极大，几为最权威的史学蓝本。受此影响，学者梁思光的《李鸿章卖国史》、胡滨的《卖国贼李鸿章》，被称为建国初期最具代表性的两本李鸿章评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反动头子，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便是近代中国人民种种灾难的历史。"1958年，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合肥的李鸿章墓被基本夷为平地，下葬半个世纪的李鸿章遗体被掘出，用拖拉机拉着游街，众多的子孙甚至旁系后代都成了黑五类。
"阶级分析法其实是一种教条主义。"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副馆长王记华对我说。
范文澜的书急剧放大了泰莱回忆录的影响。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甲午风云》也采用了范文澜在书中的说法，将刘步蟾塑造成反面角色。他的曾孙一辈子没能入党，玄孙女入团也被卡在了这一关上。
他们的名字在哪里?
百年来，中方参战者为甲午战争留下文字回忆的寥寥无几。而影响较大的，还是几个"洋员"。
"洋员"中较为知名的，除了英国人泰莱，还有在"镇远"上参加黄海海战的美国人马吉芬。马吉芬对西方报刊发表的回忆成为最早以中方视角发表的战史之一。
但他的叙述许多地方都耸人听闻，至今存疑。如说"致远"舰长邓世昌是被自己养的一条大狗害死的。"……据说，邓舰长平时饲养一头大狗，性极凶猛，常常不听主人之命。致远沉没后，不会游泳的邓舰长抓住一块船桨木板，借以逃生。不幸狂犬游来，将其攀倒，手与桨脱离，惨遭溺死。"
马吉芬死后由亲属整理出版的家信，包含他本人的大量在华工作经历，却被后世学者考证出多有幻想与自吹成分。知名海军史专家马幼垣总结："清末来华外人……夸张其事功是人之常情。离乡别井，远赴当时不为一般欧美人士理解的中国工作，要向亲友证明不虚此行，夸大事功在当日资讯迟慢且极端不足的大环境里，是简易之事。"他说马吉芬"喜夸功，好梦幻"。
饶有意味的是，通过从北洋海军缴获的舰船和文件，中方各军舰在海战中伤亡的官兵数字，都记载在日方的官方海战战史中。今日成为中国研究甲午战争的重要资料。
而在中国，至今都无从掌握北洋海军任何一艘舰船上服役官兵的姓名。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有一面名录墙，刻着目前博物馆掌握的全部官兵姓名。我在现场看到，这面墙上的名字，包括洋员在内不过四百余人。而根据日方战史记载，北洋海军12艘军舰上的定员合计2625人。
这四百余人，多数是黄海海战的牺牲官兵，其中约有半数名字来自1981年由海军、中国社科院、天津社科院联合出版的《清末海军史料》中的《甲午海战海军阵亡死难将士姓名录》。《清末海军史料》这部一切甲午战争研究者都离不开的工具书，由原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题词并作序，并得到中国各大档案馆、海军资料室、大图书馆等部门全力支持。编者序坦言：清政府海军衙门的档案未能找到，实为一大遗憾。
《甲午海战海军阵亡死难将士姓名录》，实来自1926年民国政府海军部编写的《海军实记》。这表明，至迟在上世纪20年代，中方保存的北洋海军档案便已缺失。就连最该予以纪念的甲午战争死难官兵姓名，都从此大半流失。
而后，军阀混战、日本入侵、三年内战……国内更无进行甲午战争研究的条件。1949年后，史学研究与政治运动相结合又相互影响，阶级斗争贯穿一切，正常的学术研究氛围受到极大影响。山东省社科院研究员戚其章因写了一本《中日甲午威海战争》而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改，罪名之一是"为投降派、民族败类刘步蟾翻案"。
在"文革"中，历史人物更被当作政治武器。如李鸿章，被多篇文章"借用"，以批判林彪、苏联：《从李鸿章的"引俄制日"到林彪的"核保护伞"》《李鸿章--老沙皇脚下的叭儿狗，新沙皇笔下的"政治家"》……
"文革"结束后，对甲午战争的学术研究开始慢慢恢复，但仍缩手缩脚。1980年，全国15个省市近百名专家在长春召开"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中有关李鸿章的仅有两篇。
此时，国内甲午战争的学术研究状况，用"百废待兴"形容并不为过，连中日黄海海战到底有没有击沉日本军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搞不清楚。1984年，时年29岁的大连教师李国辉在大连发表了一篇论文，《黄海海战中日舰西京丸是否沉没》。当时国内大多数学者相信，黄海海战的结果是"五比一"，中方损失五艘军舰，一艘名为"西京丸"的日舰被击沉。事实上，是"五比零"。这艘被日本海军临时征用的商船未沉，战后被编入日本侵略台湾的舰队中。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就是在"西京丸"上与日本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签订《交接台湾文据》，将台湾正式割让给日本。
"咱们国家以前左的思想统治得非常紧，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李国辉对我感叹：这篇论文的反响很大。因为它，他以一所普通中学的政治教师，被调到一所重点中学教历史。"30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没有一点价值。可是在30年以前，它确实正儿八经是一个学术问题。"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用不到10年的时间，已经完成了今天我们还没有完成的事。"陈悦说：日本人编撰的极端细致和严肃的战史，构建了甲午战争基础性的研究平台。"在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研究记录，到现在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