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督商办"聚敛财富
令同时代人艳羡的是，盛宣怀不仅是商战上的常胜将军，而且其聚敛起来的大笔财富，居然顺利地移交给了子孙们。在遭遇了大清与民国的两轮清算后， 盛宣怀依然给子孙们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价值高达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而他的同时代人，其财富基本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多少真金实银。
盛宣怀聚敛财富的路径，与这些人并没有大的差别。同样都是国有资产的打工者和看护者，他们的财富显然不是来自于薪水，而是另有渠道。一是股份， 这些企业虽然大多是由国有资金支撑着，但打的却是"官督商办"的旗号，财政投入并不作为股本金，而是作为政府的无息或低息贷款，管理者可以"挟官以凌商， 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以占据不少股份。二是经营中大建"老鼠仓"及进行关联交易，但凡企业的要害部门，均安置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后建立很多外围公司，承接本公司的业务，"大河"的肥水自然就流到了自家的"小河"里。
但在那个年代，贪腐已是常态，官员们倘能在贪腐之外还做点实事，就已经算相当具有先进性了。
借"改制" 保财富
与同时代大多数富豪们不同的是，盛宣怀首先是、并且一直都是体制内的人。与其说他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去谋求政治上的保护，不如说是他在政治上的敏锐与老练，造就了在经济上的成就与地位。
盛宣怀的高明之处，或者说幸运之处，在于他持有大量股票的这些企业，及时地进行了"改制"，从而多少摆脱了政治力量的牵制。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组成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共有732名(代表31164张股票)股东 参加，选举产生了招商局首届董事会。在董事会的9名当选者中，盛宣怀以4769张得票高居榜首，当选为董事会主席。这些表明，随着股份制的推行，在这些企 业中，股东开始取代政府，"商办"取代"官督"，而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主导力量。同样，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盛宣怀被 推举为总理，随后又被推为董事长。
好歹能得到法制保护的企业股权，以及大量投资于租界内的动产、不动产，为盛宣怀的财富建立了一道防火墙，抵挡来自官场的不可测的风波。
铁路国有 盛宣怀出轨
辛亥革命发生后一个月，盛宣怀受到了资政院的严厉指控，认为正是因为他在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方面，"专愎擅权隔绝上下之情"，而导致四川骚乱，连锁引发武昌的"革党叛军乘机窃发"，"该大臣实为误国首恶"。清政府宣布，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而实际上，导致盛宣怀下岗"出轨"的铁路国有政策，不仅是朝廷的国策，也是民心的向往。但是，铁路国有化的推行遭到地方既得利益者的极大干扰， 其中尤以四川铁路公司为最。该公司曾因内部管理问题，导致数百万投资款被公司高层挪用，在上海炒股亏损。股东们抓住国有化的机会，希望由政府来承担这笔损失，遭到盛宣怀的严词拒绝。盛表示，政府的收购资金，本就是全民的资产，怎么可以为一家商业公司的腐败亏损去埋单呢？这样的表示，当然合情合理合法，但却无法满足川路股东的要求。为了逼迫政府，他们将这一私利的争夺包装成公益的抗争，宣称国有化必然导致借用外资，从而令国家利权受损。而此前为了筹集铁路建 设资金，四川实行了摊派，很多对于铁路及政策一无所知的乡绅也都持有铁路股票，极易被人煽动。在革命党的暗中推动下，"护路"运动终被推上了神坛，而作为全国铁路建设一把手的盛宣怀便成了头号"卖国贼"和政治"痞子"运动的牺牲品。
政治高官 商人作风
戏剧化的是，尽管民国政府依然将盛定位为卖国贼，但却毫不掩饰地继续铁路国有化进程，继续借用外债，而其收购商股的条件远比盛的方案更为苛刻，却没有遭遇任何形式的反抗。
有学者认为，盛宣怀在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时，"不讲政治"，不讲策略，斤斤计较，十足的商人作风，如果当时在川路补偿问题上退让一步，或许就不会弄得天下大乱。其实，在铁路国有化方面，一贯以能干及贪腐著称的盛宣怀，倒是展现了一种中国官场中极为罕见的政治品格：没有选择明哲保身，反而选择了引火 烧身。武昌城头的炮声响过之后，高喊动听口号的"君子"们，便取代了"商人作风"的真小人，成为中国舞台的主流，这或许正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出轨？
雪 珥 澳大利亚华裔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