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汉民借助于授意张謇执笔撰写《清帝逊位诏书》来标榜自己并且诬陷袁世凯的以讹传讹相类似，当年任张謇在上海郊区创办的大生二厂经理、又名刘垣的刘厚生，晚年在《张謇与辛亥革命》一文中回忆说，《清帝逊位诏书》由他执笔起草，经张謇"略易数字"转交唐绍仪，由唐绍仪电告北京。为了强调自己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刘厚生用小说化的代言笔法介绍说："据好几个参与清廷机密的老朋友说：电稿到京后，袁世凯、徐世昌就把稿子交给汪衮甫(荣宝)。汪读后，就说：'张季直为文，力模班史，词句硬碰硬，此稿却婉转庄肃，情见乎词，不类季直手笔，或当另有其人。'汪遂援笔修改，把我原文末句'有厚望焉'改为'岂不懿欤'。定稿后，就送给隆裕太后。隆裕太后见稿，泫然流涕说：'我和皇帝决不以一姓尊荣，叫四万万人吃苦头。'她一头看，一头哭，忍泪说道：'这里所说的话，都是我心里要说的话。'"
袁世凯
《清帝逊位诏书》是集体协商的结晶
而在事实上，《清帝逊位诏书》结尾采用"岂不懿欤"的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在与其相配套的清帝逊位优待条件诏书中，已经采用"有厚望焉"的结束语。"岂不懿欤"四个字在当年的皇家诏书中其实是一种常用套话，叶恭绰"凤冈及门弟子"以及刘厚生拿这四个字大做以讹传讹的小文章，恰恰反证了他们因为层级太低而接触不到核心机密的眼光短浅和格局狭隘。
相比之下，赵凤昌(竹君)的儿子、辛亥革命期间只有14岁的赵尊岳，在写于1961年的《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中，表现出的更是捕风捉影的信口开河："张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属余记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惟张谱失载其事。至孝若、刘垣载传，始揭出之。先公尝语张曰：朝廷养士三百年，君以文士，策名状头，固不当善为之词，以酬特达之知耶。胡汉民初不知其事，以为别出他手。至孝若传记及影印本出，始爽然自愧失言矣。"关于这段文字，傅国涌评论说，"遗憾的是在《申报》上找不到这份影印件，张謇本人的日记、自订年谱也找不到任何痕迹。张謇到底是否起草了退位诏书初稿，迄今仍无法定论。??这样一份划分时代的文件，当然不可能出自一个人之手，而是经过多次筹商、讨论、修改的。"
综合上述材料，《清帝逊位诏书》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南北双方的隆裕太后、袁世凯、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汪精卫、梁士诒、阮忠枢、张元奇、汪荣宝、徐世昌、朱芾煌、李石曾等人反复协商修改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张謇日记中的相关记录足以证明，他既不是《清帝逊位诏书》最初草稿的撰稿人，也不是最终定稿的撰稿人。在反复改写的逊位诏书的起草者甘愿隐退的情况下，非要凭借并不充足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证实该项诏书出自张謇或别人之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需要充分肯定的其实只有一点：真正意义上的共和立宪，并不只是取消大清王朝的皇权帝制，而是在相互平等的双方及多方之间，依照以人为本、主权在民、权为民所赋、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宪政法理，成功实现最多同类项和最大公约数的求同存异、协商一致。这份兼有国家宪法契约和国际外交契约性质的逊位诏书，所呈现的正是从事南北双方共和协商的相关人等最为广泛的价值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