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期，广州作为中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由于国际贸易信息的发达、舆论环境的相对宽松、新语言媒介的传播、中西文化交往的增多，这些有利条件为近代报刊的产生提供了较好的媒介生态环境。
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百年风云，如白驹过隙，沉淀在历史记忆里的，既有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也有小桥流水的生活细节。有时，触动人心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大城小事---"城记：近代广州细节"要呈现的，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清明上河图"，具体、细碎，小处见大，还原这座烽火城市的热辣镬气。
城記
广州十三行外商商馆大厅。资料图片
十九世纪初期，广州作为中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由于国际贸易信息的发达、舆论环境的相对宽松、新语言媒介的传播、中西文化交往的增多，这些有利条件为近代报刊的产生提供了较好的媒介生态环境。
十三行：国际化的信息港
起源于1757年的十三行制度，是清代垄断贸易的结果，也是广州获得国际贸易地位的重要前提。十三行就是洋货行，进出口商品与西方风情成为广州城市风格的一大特点。法国人伊凡初到广州十三行，描绘了自己的观感："(商馆)部分采用欧式风格，部分采用中式风格建造。它由两层组成，屋顶形成一块露台，铺着花岗岩，当阳光照射时，就像点缀着钻石。第一层就像个巨大的仓库，堆着大捆的丝绸，一箱箱的茶叶，成罐的麝香，这些都是欧洲社会准备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我们的住处在二楼，可以看到河景。我们左边，是庞大的商馆建筑群，飘着欧洲各国的国旗；相反，在珠江左岸，满布中国的庙宇和房屋，以及成百上千的街巷。此情此景就像是一幕神话歌剧场景的再现。"对于西方人而言，十三行是中国国际贸易荣衰的象征，也是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窗口。在十九世纪初期西方人的游记中，十三行被描绘成充满异国情调的淘金乐园。
贸易的发展使十三行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种类繁多的商品累积了丰裕的景象。19世纪初，广州文人流连于十三行的大小店铺，以生动的篇章传播着充满想象的商品奇观。范端昂描述十三行货物流通情况时说："其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琼州者曰琼货，出于西南诸番者曰洋货，分列十三行中。"李调元在《南海竹枝词》中咏道："奇珍大半出西洋，番舶归时亦置装。新出牛郎云光缎，花边钱满十三行。"十三行已成为国际化的商贸区，道光年间的文人史善长在《珠江竹枝词》中描写了十三行的异域风情："金碧洋楼耀眼鲜，旗杆猎猎彩云边。隔江人望初灯上，星斗都疑落九天。"
十九世纪初，外地人来岭南，最惬意之事便是游历十三行，而十三行商馆则是传播西方文化的重要媒介。如文人马光启曾在广州充当幕僚，道光年间多次陪上司游历十三行，对西方文化感触颇深："在广州日尝陪督粮观察使暨幕中诸君游洋行，主人潘中翰有为毅堂偕行历游，小黄旗、红毛、荷兰、英吉利、吕宋、佛郎机诸国馆舍，楼上各悬其国王、国母王子像，貌颇美秀，身穿金叶衫，以豹皮为裙，而荷兰大班居室四壁悬其姬妾，淫亵之状，以玻璃为屏，外以西洋白布作帘幕之。每到一馆，潘君以鬼语向其大班言之，折帽为敬。以绿呢围棹，取其国中洋烟洋酒为礼。至荷兰国馆，进馆即有番鬼握剑于门侧，又击钟，上楼，大班始肃客人。是日游毕，同至潘君行内吃大餐而归。"
十三行贸易造就了伍秉鉴、潘仕成等拥有千万以上家资的富商巨贾，同时使广州的消费品市场空前繁荣。除了亚洲各国外，西班牙、英国、美国、荷兰、瑞典、法国、丹麦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与广州有贸易往来。从1764年到1833年，英美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总值从554.5872万两上升到2263.6249万两。外国进入广州的船只吨位，在1730-1830的一百年间，增加了将近22倍，英国进入广州的船只吨位，则增加近36倍。当时广州口岸出口商品，以丝茶为大宗，进口商品，以毛织品和棉花为大宗。其他商品品种繁多，据《粤海关志》的税则统计，仅粤海关征收的衣服、食物、用物、杂货、船料等类商品多达上千种。特别是一些珍稀洋货如钟表、人参、毛呢、羽纱、燕窝等，成为皇家、官府和富商进行奢靡消费的追逐对象。
一口通商贸易，使广州迅速崛起为世界著名的贸易中心城市。正如瑞典人龙思泰所评论的那样："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的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广州的开放，使世界各地的商人普遍认为："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和容易。"广州贸易体系对西方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以十三行地带的外国人为例，1839年，常住在夷馆区的外国人约有300人，这是鸦片战争前夕的广州外商的数量。其实，在一口通商期间，还有大量外国侨民长期居住在澳门，他们平时则往来于粤澳之间。大量外国人在十三行一带聚结，他们为西方国家提供了有关中国情况的第一手资讯，他们也成为西方社会认识中国的权威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
在广州这个国际化都会里，贸易是联结中西商人的纽带，贸易也促使广州城市功能的转变。民国《番禺末业志》云："各省货物必先运来广州，再运去外国，外国货物亦先运到广州，乃运进各省。举国内外，咸以广州为独一口岸。故豪商大贾、珍物奇货皆于斯焉。"从1757年至1840年，广州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不仅体现在中西方商品的流通方面，还凸显了它作为国际化媒介都市的地位。"作为媒介的城市，具有沟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基本功能"。在"阅读"作为文本的城市空间，建筑物在向人发出信息。空间是由于经验而产生关联的场所，而解读城市的受众对日常生活和公共领域的探究成为媒介信息的重要来源。中国近代报刊最早出现在广州，与其国际贸易而带来的功能转变有着直接联系。贸易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流动，尤其是大量中西方商人汇集于此，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交流是实现商贸交易的基本前提，而传播产生于交流的需要，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寻求易于理解的媒介传播方式，成为这座国际化都市媒介延伸的一项重要任务。
广州英语：文化融合与国际交流
贸易范围的扩大，对于跨文化传播产生深刻影响。中西商人在业务经营和日常交往过程中，需要解决语言上的沟通问题。语言是跨文化传播的基础，中西商人在贸易过程中，创造性地形成一些可以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口语，形成了具有深刻国际文化背景的"广州英语"。这种语言"巧妙地运用了听惯的外国音调，成功地弥补他自己语言的不足，并按照他的单音节的表达方式，同时使用最简单的中国话来表达他们的意思"。"广州英语"是英语和粤方言相互妥协和融通的结果，解决了中西方交流中极为复杂的语言障碍，极大扩展了广州的国际化空间。19世纪初期，在广州商馆附近还出售一本《鬼话》的小册子，用形象生动的画面和丰富的想象力，巧妙地解释外文的意思，从而使当时一些下层的仆人、苦力和店铺老板能够掌握较为简单的"广州英语"，这些粗通英语并掌握一定交流技巧的广州人，在十九世纪的中外贸易中，充当着商品信息传播者的 重 要 角 色 。英 国 人 图 古 德·唐 宁(C .T oogood D ow ning)在游记中写道："有些来访者看来刚开始自己做生意。他们不懂一个英语单词，只靠死记硬背学会了这些场合必用的几个。因此他们像鹦鹉学舌，重复着他们货物的名称，将单词拖长到不合理的长度，并不时停下来回想剩下的部分。'你……要……买什么东西？要这样的贝壳……昆虫……扇子？乐于为你效劳。'你询问这些新手任何有关他们货品的问题，他们只会以重复货品名称作为回答。直到你提到'美元'一词---它好像碰到了这些机器人的另外一个键。然后他们就开始他们的'效劳'(pidgeon)中最感兴趣的一环。"借助于此类简单的广州英语，下层民众也可以直接与外国人交流，这无疑拓展了中西民间文化传播的空间。
在十九世纪初，在广州的外国人当中，仅有三人认识中文。文字上的传播仍然存在很多困难。而广州大量的行商、买办、通事等，通过"广州英语"，与西方商人进行贸易信息沟通，就市场行情和价格等方面进行谈判和交流，使贸易重要的交易环节得以实现。通过不断实践，"广州英语成为许多数额巨大的生意或极为重要的事情的便利的交际媒介"。
"广州英语"作为垄断贸易时期形成的特殊文化现象，在鸦片战争后，对于其他通商口岸城市的贸易也产生重要影响。上海、天津、南京、厦门等城市在通商之初，都需要广东籍的买办从事中介服务，为当地商人充当翻译，"广州英语"遂在这些城市流传开来，成为五口通商初期的外贸通用语言，并发展为另外一种洋泾浜英语，在传播外贸信息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西方商人除了交易上需要与行商、通事、买办交流外，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与广州下层民众和其他商人有着较为广泛的交往。由于清政府不允许外国人在广州过冬，那些往来于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船只，成为船家与西方人交流的一大平台。许多西方人初次到广州，就靠这些船家充当翻译，引导他们与当地商人交流。而西方商人的日常消费，不仅需要买办给他们操办，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中国仆人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他们难以在广州生活下去，这些仆人不仅要照顾洋商们的日常起居，对于西菜的制作和其他西方生活方式，也耳濡目染。仆人们通过"广州英语"进行交流，了解到西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当他们迈出商馆，则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尽管这种浅层次生活习俗的传播，与文字传播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十九世纪初期，这种在民间流行的"广州英语"，对于中西民间文化传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商馆的仆人之外，居住在商馆附近的商家、居民、疍民等，也有机会学习和传播"广州英语"。鸦片战争前夕，美国人霍贝斯(R ob ertBennet Forbes)在日记中记载："在商馆附近少数街道向外国人开放，十三行街在商馆后面，广场前面划分为三条街，豆栏(H ogLane)街、新中国街、旧中国街，在这些街道溜达，可以看到许多小小的中国商铺，买到诸如手工艺品、象牙、银器、鸟笼、爆竹、中药、茶叶之类的商品，这里还有一座教堂。"中国商品和西方教堂并存于这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外国人与广州人可以自由交易和交流，"广州英语"作为语言媒介，为日常消费和文化消闲增添了新的通道，也为近代报刊的创立提供了媒介环境和新闻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