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绝的是，日本利用危机公关不断嫁祸中国，让中国背黑锅。英国"高升号"商船被日军击沉，中国本来准备借此机会联合英国打击日本。谁知日本反咬一口，竟贿赂英国媒体，收买英国专家为日本辩护。日本的文献记载，日本收买英国中央通讯社，2000日元发一条消息，给路透社是606英镑。最后，经过媒体与专家组团一忽悠，英国政府便把气撒到了中国头上。而当时的大清国驻英法公使龚照瑗居然不懂外语，大小政务全部要听英国属下的翻译，英国人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然后就汇报给清政府，如"英廷力劝和平议事"、"俄将请各大邦与闻"等，对欧洲媒体与民众的舆论等信息没有丝毫的重视。
最丢人的是，《旧金山早报》记者欲采访大清国驻外领事，领事说英文很费劲，对美国记者的采访自然比较抵触。一顿不耐烦的应付后，转而交给自己的秘书。而领事的秘书竟然对美国媒体大幅报道的甲午战争熟视无睹，一问三不知。美国记者不断向这位秘书描述战争情形，如北洋海军惨败，很多官兵被日军炮击致死时，秘书都只是边笑边摇头。美国记者最初以为秘书在玩一种否认的外交策略，结果聊得深入后发现，秘书真是不懂。
舆论：热情高涨与麻木冷漠
与媒体宣传、外交公关几乎同步进行的则是国内的战争动员。国内百姓对战争的认知、参战热情等都是关乎战争成败的关键。在这点上，无论是战前还是战中，日本都充分利用了中国的"满汉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是朱元璋的发明，结果却让日本人用在了甲午战争上。在日本人看来，自己才是中华优秀子民，而中国正处于异族铁蹄蹂躏下，属于应该被解放的。反观中国，无论是国内百姓还是外国侨民，对战争既麻木又冷漠，对国家兴亡丝毫没有参与感。如此战争，其实胜负已分。
一直以来，日本人以黄种人中的上等人自居，认为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抱团取暖对付白种人。但抱团的前提是，日本要改造中国人这种劣种黄种人。同时，日本政府大肆向国内民众鼓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论调。一时间，日本国内战争热情高涨，参军踊跃，士气高昂。在《日清战争实记》中，记载了一位日本叫森鸥村的父亲写信鼓励前线征战的儿子的故事。这位日本父亲熟练使用汉语言，全部文言文写作。日本父亲认为日清战争是"伐异类、戮异类，以声我义，扬我威，实千载一时不可失者"。信中可见，父亲将儿子赴前线作战视为保家卫国之荣耀。最后，父亲还不忘叮嘱儿子，莫贪功名富贵，"汝切莫介怀，一意专心，衔龙尾，攀凤翼，以建功勋。家国民人，而不在功名富贵"！
通过这封信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国内，普遍将对华的侵略战争视为解放之战、救亡之战。普通百姓视前线作战为保家卫国的责任与义务。如此氛围下，日本上演了一幕幕送亲人上战场的感人场景。父送子、妻送夫，高唱军国主义歌曲为亲人送行。这点也是日本政府乐于看到的，更是日本向民众发动舆论战的胜利。
日本国内的爱国热情也传导给了国外侨民，美国日侨纷纷组织爱国联合会，积极为战争募捐。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更有年轻的留学生时刻准备着，军训备战，随时准备应招入伍。此举竟然感动了美国人，帮助日本人打压中国人。
与日本人的热情高涨、自信满满不同，中国人则对这次战争毫不关心。国内百姓在大敌当前之际，个个非常淡定，前边战事吃紧，后边紧吃，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为何会这样？其实，不是中国人厌战，更不是怯战。因为在中国百姓看来，国家是皇帝的国家，大清是满族人的大清，亡与不亡，都与自己无关。即使出兵打仗也应该由满族人去打。美国的华侨也是如此，家事国事天下事充耳不闻，每天只关心眼前的小生意，烧香拜佛。就连美国人都看不下去了，《亚特兰大宪政报》的记者为此专门采访了一个名叫山姆·辛的华人，这个华人也实话实说："没有任何影响呀，我们一样忙于洗衣赚钱，不会去参战。中国皇帝要我们去参战，我们才不去呢。"
在中国国内，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发现，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甚至希望日本打败中国，因为可借此推翻清政府。而大清正规的部队甚至害怕得尿了裤子，当时的冯玉祥在保定亲历了这尴尬一幕。他事后回忆道，"官兵们骇得失神失色"，"部队开拔时凄惨一片"，"男女老幼奇哭怪号声震云霄"。冯玉祥为此感叹："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荣耀，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
不仅如此，宣传反满的日本军队甚至受到了中国百姓的夹道欢迎。《日清战争实记》记载，辽宁丹东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日本第一军司令长官山县有朋大受感动，免除税款安民。对此，百姓称赞叫好，更有年轻人投入日军效力。在日军进攻台湾时，日军将自己打扮成"反清复明"的义军并因此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战后，有英国人感叹"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英国人认为，此役非中国与日本之战，实是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之战。李鸿章也无限感慨"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无论从媒体宣传、外交公关还是国内舆论，中日皆反差巨大。何以如此？或许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甲午战争前，中国与日本同时开始革新开放，即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而日本改革的是"体"，中国改革的是"用"。可见，没有制度的根本变革，一切进步都是虚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