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开晚清公司制度建设之先河，不过"官督商办公司制"因为中国特色太明显，于是，一些士人对照西方公司制度，提出了办好公司的一系列见解。
现代公司制度产生于西方，在晚清传入中国。英文Company被翻译成"公司"之后，就融入了中国的文化元素。洋务运动开晚清公司制度建设之先河，不过"官督商办公司制"因为中国特色太明显，难以成为公司制发展之正途。于是，一些士人对照西方公司制度，提出了办好公司的一系列见解。
洋务运动时期的工厂
公司高管当存奉公之心
"公"就是"公共"，"司"就是"管理"。所以"公司"在中国语境中的潜在旨意就是公共管理。正如晚清《申报》在一则评论中所说："公司者，合众人之财以成一业，公于人，非私诸己者也，故谓之公司"。
既然公司旨在办众人之事，系谋公利之举，就必然要求管理层具有"为公之心"。正如士人指出：办公司，必须事事以"公"为标准，高管先宜存公心，不得掺杂私念；公司章程必须公正严密，绝无偏颇；监察人以公道之心，行公正之审查，账目稽查，一秉至公，毫无瞻徇，应用者用，应省者省。公司内部，"议事必从其众，而不得专权也，用人必因其才而不能私荐也"。只要公司内部树立公平的办事原则、公开的决策程序，高管各具奉公守法之心，摒绝损公肥私之念，企业就会沿着制度规范顺利发展。这也正是西方公司的成功经验之一。正如有人在《申报》发表评论所指出的，西方各公司自集股之日起，其每一笔收支与业务，皆备载于簿册。公司定期将这些情形，开具清单，录供众览，公司高管借此以示其大公无私之心，股东对公司经营亦有身临其境之感。
而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公司之所以信誉不佳，乃至引起社会厌倦，主要原因就在于公司高管集众人之股本，肥一己之私囊，使股东投资损失惨重，导致公司信誉坍塌，企业融资与经营发生困难。
公司内部当有除弊之制
晚清士人比照西方公司，对于改进中国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正如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薛福成所言：外洋公司之所以可以做大做强，原因在于公司内部"众志齐，章程密，禁约严，筹划精"；而中国公司之所以难成大器，则是因为公司内部"众志漓，章程舛，禁约弛，筹划疏"。他还指出，正因为外国公司规划精详，章程严密，管理有法，使人深信不疑，所以才能募集巨额资本，实现规模经营。
西方公司的制胜之道首先在于尊重股权，以兴利除弊。翻译家钟天纬指出：西方每一公司，由各股东公举董事数人或十数人，由董事再推选正副经理各一人，使经理受制于各董事，各董事受制于股东；如此则"上下钳制，耳目昭著"，公司"自然无弊"。康有为的学生麦孟华则称西方公司的股东会，如同议院一样，使用投票公选办法，分别选出总理、副理、干事，使公司之内"干事受成于总理，总理受成于股东，同心并办，互相挟持，弊无由生，利自易举"。
郑观应对于股东权益保障的呼吁更早，他在1882年时为改进轮船招商局的经营管理，专门向李鸿章介绍西方公司的运作机制。郑观应特别声明，公司遇有大事，正副经理须召集股东，开会商议对策。董事、查账员作为股东代表，承担对于公司业务的监管稽核之责。董事负责审议公司的日常业务与重要决策，查账员负责稽核账目与资产。正因为有此层层制约，所以西方公司经理人"虽曰大权独揽，而丝毫不能作弊"。
可见，无论是兴利，还是除弊，都须充分发挥股权机制的作用，调动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的积极性。公司如果真正做到"萃众人之思虑，备众人之耳目"，就不难实现稳健经营，公司的发展前景必将愈来愈广。
政府当改进监管机制
晚清上海等地之所以发生股市风潮，使不少投资者遭受沉重损失，与政府监管机制不健全有直接关系。
究其实际，清政府对于洋务运动中的各"官督商办公司"不能说不重视，各有严格的监察规定。相关企业从申请创办，到勘察规划，拟定章程，再到经营决策，主政官员都有最后决定权。
但是，这种监管仅是由官员的行政权属衍生而出，缺乏普遍性，更不具备制度规范。为此，改良派士人积极呼吁设立专门的商政管理机构，制定商律。例如维新派官员陈炽主张朝廷设立商部，民间招股集资须向政府申请，应由户部和商部审查批准；股票由商部统一印行，务使精美，不能作伪，俾能取信于民。如果出现亏蚀情弊，则由官府查究，并命相关责任人赔偿。汪康年、郑观应等人也都提出应尽早建立商政管理职能部门。
政府商务部门要更好地履行对公司企业的监管之责，必须有法律依据。所以尽快制定颁布商律就在所必然。用陈炽的话说，商律的作用就在于使商人"通行遵守，以杜奸欺"。郑观应则指出：国家如果不制定商律，商务必不能兴旺；政府欲整顿商务，必须仿照西例，速颁商律，使"奸商无弊可舞，自然阛阓日兴，公司大集，中国之利权不致外移矣"。他还将英国公司法规的中译本附入自己的重要著作《盛世危言》中，以备政府当局采择施行。
士人的建议呼吁，对于晚清政府的行政机构改革与经济法制建议不无促进作用。1903年，清政府商部成立，次年1月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和公司注册章程颁布施行。此外，晚清还颁布了《破产律》，只不过由于社会各界意见不一，终未真正实施。
政府当采取保商政策
中国轻商理念深厚，历代政府均有抑商政策，所以商人地位低下，投资信心不足，不敢放胆经营。时至近代，与外洋商战，非广集巨资，创办大型公司，难以济事。西方公司之所以在中国横行垄断，同其国家所持重商与护商政策有密切关系。为此，晚清士人呼吁政府必须转变观念，不仅鼓励，而且扶助商办公司之发展。这也是他们建议速设商政部门和制定商事法制的用意之一。
吴广霈在其《救时要策万言书》中所言，创办公司，上以增加国家税收，下以促进社会就业，故"宜立善法以保卫之，特设商部以提倡之。"陈炽则在其《续富国策》中写道："不立商部，何以保商？不定商律，何以护商？"还有人对于奖励商办公司的政策原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说"商人能招股自成公司，官则察其才而俾以事权，课其效而加之优奖，酌减税额以示招徕。商知有利可图，自然挟重资而争先恐后，兴中国自然之利，夺外洋独得之利。"
减免税负是士人呼吁最强烈的一项惠商之政，他们指出，政府多减一分税厘，企业即多出一分生气，而国家即增加一分之利源。此外，晚清士人还提出了采用资金注入、荣誉奖励、专利保障、土地优惠等措施，以扶持民办公司发展。这些对策，在清末新政时期得到不同程度的落实。相应地，中国公司也在这一时期有了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