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到首都汉城，42岁的朝鲜国王--高宗李熙一直处于惊恐不安之中。到了1894年，统治朝鲜的李朝已持续了5个世纪。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李昪驾崩，因其早逝无子，出身皇族的李熙继了位。因其继位时年仅11岁，其生父大院君李昰应摄政。
1873年，大院君李昰应辞去摄政，将政权移交给年满21岁的高宗李熙。但李熙生性懦弱，继位后，朝政渐渐为其宠妃闵氏所控，闵妃在宫中组成闵家势力专权朝政。但大院君不甘退出政治舞台，由此朝鲜王室就形成了以闵妃和以大院君为首的两个势力集团，彼此形同水火。两大势力内斗不断，在国政和对外政策上也针锋相对。5月31日当朝廷接到全州城陷落急报，朝堂大臣皆大惊失色。尽管朝廷内部纷斗不断，但这一次，两派的意见基本一致：向清借兵镇压"乱党"。
其实早在农民起义爆发后不久的3月初，袁世凯即电告清廷，要求派兵船赴朝镇压。"……乞即电令水师，迅速派遣两艘兵船来仁(川)，以尽弹压之责。"作为清朝驻朝鲜最具实权的官员--"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感到帮助属国朝鲜平定叛乱、维护王室统治，是作为宗主国的清朝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曾经尽显"天朝大国"之威武的宗藩体制，眼下只剩下朝鲜这个仅存的硕果。
到了1894年，袁世凯已经在朝鲜驻了12年之久。他肯定没有意识到，自己人生遭遇的这个甲午之年，不仅是他驻朝生涯的终结，也是大清王朝对朝鲜宗主身份的终结。而随着朝鲜这最后一个"属国"的离去，天朝之国持续了几百年的宗藩体制也荡然无存。
最后的属国
满族建立清朝、统治中原以后，继续享用先前王朝积累下来的政治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宗藩体制"。宗藩体制是中国政治上的特殊现象。学者黄枝连先生对两国关系是这样形容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天朝与藩属国所维持的只是一种间接的、松散的、形式主义的、低姿态的礼仪关系。"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一书解释说，宗藩体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模式是，以中国为宗主国，而将其他国家都视为中国的属国；作为宗主国，中国有义务保护各属国，也有权力干预各属国的内政外交；作为属国，各国要向中国请封、朝贡，接受中国对其内政外交的干涉--虽然这种干涉是非常罕见的，各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着实际上的独立自主。
对于属国来说，来自中国的册封不但使其政权拥有更为充分的合法性证明，而且借此获得了抵御外忧内患的强大外援。"在成为中国的属国之后，既不必担心来自中国方面的入侵，还可以依赖中国抵御来自其他国家的侵略。因而，属国可以节省下为保持庞大的武备力量所必需的开支。"在宗藩体系之内，属国比中国获益更大。
"虽然中国几乎在每次改朝换代之后，都要对朝鲜半岛进行重新征服，以便将之纳入宗藩体系之内，但一般来说，中国很少运用武力来确认和维护这种宗藩关系。大多数属国都是和平地、自愿地开始向中国朝贡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一书里说。宗藩体制的鼎盛时代是明代，而这"恰恰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对周边15个国家留下'不征'的祖训之后到来的"，从中可以看出宗藩制度的非军事性。
在宗藩体制之下，天朝除了获得大国的声威之外，单纯从物质利益上来说，实际收获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一种追求"天朝大国"的威严感和满足感。1592年，丰臣秀吉率20万兵征讨朝鲜，明朝帮助朝鲜抗击日本的战役持续7年之久，虽然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明朝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当时明代吏部一官员对此总结说："劳七年之士马，费百万之金币，方全一属国。"当宗主国国力强盛时，作为属国的小国获得的实际利益，远远超出他们向宗主国付出的部分，因此他们也很愿意依附于宗主国、强化这种宗藩关系。比如在明代，朝廷曾要求朝鲜三年一贡，而朝鲜方面却坚持一年三四次朝贡。
满清征服明朝以后，朝鲜曾一度自诩为正统，认为满清为夷狄，因而不向满清称臣，且决心为明朝报仇。后清朝派兵横扫朝鲜半岛，迫使朝鲜与清朝建立了宗藩关系。1832年，英国人胡夏米前往朝鲜，要求与其通商，朝鲜方面的回复是"朝鲜服事大清国，只尊大清国的旨"。这种回答在具有近代意识的英国人眼里是不可理喻的，胡夏米在给朝鲜国王的回复中，直截了当地表示这种定位"凌辱贵国之体面"，仍无济于事。双方的认识显然有巨大差异。
可是进入到19世纪中期，大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它推行的外交、政治和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抗击列强，原本在宗藩体系下臣属于清朝的各朝贡国多在列强的逼迫和离间下，中止对中国的朝贡关系。1883年，清朝与法国为争夺越南而交战，两年后，中法战争结束，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根据条约，清朝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这意味着清朝自此丧失了对越南的宗主权。就在同一年，不甘寂寞的英国效法法国入侵缅甸，迫使缅甸脱离中国，沦为英国的保护国。逐步放弃对越南、缅甸等南部属国的宗主权，对于已有日薄西山之相的清王朝来说，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