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官
清流汹涌，看来必须辞职了，他上了一道辞职的奏折，销差去也。但他内心为集权制下的权力制衡忧愤不已，慈禧安排刘锡鸿作他的助手，其实是安插耳目，以监督外臣。刘出京时，携带一堆空白奏本，就是为弹劾之用。这时，郭嵩焘才幡然，原来出京之日的"和衷共济"，实则早已异心，而捏造各种罪名向朝廷打小报告，足见其蓄谋之深远。但郭没有归咎自己的言论，他坚信自己所说的是真理，没有一句不实；他也没有归咎于制度安排，王权就是制造矛盾找麻烦的。不管这些了，他由衷地赞美了英国的民主制，因为只有民主制，才能"一味替国办事"。
威妥玛来访，两人谈起俄罗斯土耳其战事。威妥玛说，我在中国很久，知道中国的情形与土国差不多。郭说，中国有胜于土耳其者，也有不及者。胜之者，在以礼自处，无胜人之心，不喜黩武。若从"仿行西洋兵制，设立议政院"言之，则中国还不及土耳其。说中国政治制度不及英国，已有人骂他是汉奸了，又说中国有不及土耳其者，那该骂他什么好呢？
威妥玛还说，中国若能内修，则无惧强敌，不内修，则东西两洋皆将为敌。又说，中国有地利，有人才，就是没有好政治，所以，不能发挥作用。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于事无补。何况近年才知有外交，尚蒙昧不知有内政，于百姓民生一切，还是不管不问，如此国家岂能自立？
郭嵩焘说，中国说的人多，做的人少，做的人被说的人折磨，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了，不如销了差，早点回国去。
接替他的人，朝廷终于安排好了，是故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当初朝廷以他为使，就是不得已，但凡有人能接替，就不会用他这个众矢之的。
曾纪泽来电，提出在法国接印，郭嵩焘不高兴，致书纪泽："吾以英使兼法，接任大臣不至伦敦，无可交卸之理。持印赴法以求交涉，非所闻也。"曾纪泽想节俭，以为郭嵩焘回国反正要途经巴黎，顺便把印带来交接倒也省事。但经郭一说，纪泽就来伦敦了。
纪泽公事公办，公事办完了，再论亲情。一起告辞了英国外相，晚上，纪泽请他吃饭，纪泽所有随员都在。后来，有人告诉他，说这一顿饭是纪泽要所有随员凑钱请他，以省公费。他心里明白，此举是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向他表示尊敬和感激。
恶制度难免有恶习，人心还是向善的。郭嵩焘早就是中国传统的另类，如今又成了王权主义的异己。而曾纪泽还要在大清朝的制度安排里做事，即便是恶习，也得坚持。郭喜欢英国方式，并不认为"英国方式"是英国人独有的，总以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他很理想，办外交也求理想，这是他伟大的地方。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从来不缺老练的外交家，如俾斯麦、李鸿章，但令他佩服的还不是这些人，而是英国首相迪斯雷利，那句"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便出自他口。《使西纪程》却未见此句名言，郭使英期间，正是迪氏执政时期，郭对英国的赞美，当然也包含了对迪氏的赞美。然郭赞美英国，多在理想层面，碰了利益的钉子也不改变。
身后
一到上海，就面临选择，是沿海北上，去朝廷报到，还是逆江西行，回老家去？内心深处，郭嵩焘已与朝廷决裂了，当然要回老家去！但恭亲王、李鸿章皆有意安排他先期回京，是要朝廷有始有终，给他一个交待。可他此番归来，有了新觉悟，认定了在这种体制内，"洋务之不足于有为"，他无法容忍，凡是跟他作对，以骂他、侮辱他为己任者，无不立时扬名，被朝廷重用。他说："朝廷挟此术以办理洋务，万无以善其后，奈何枉己以从之哉！惟能引身自远而已。"
他说这一番话，刚好是在光绪五年闰三月，见于《郭嵩焘先生年谱补正及补遗》。中国民间有"闰月不吉"之说，不祥之人闰月归来，还没有到长沙，就有人来信劝阻他了，说"轮船不宜至省河"，他当然不理。他毕竟还是钦差，奉旨赏假到了长沙，却没有人来迎接他，他也无可奈何。
朋友来，劝他别谈洋务，被他顶了回去：不可不谈！不谈洋务，何以保国？王闿运曾对人说，郭嵩焘应是当国做事的材料，立即就有所谓坊间妖言，说郭之作相，则天下大乱。
郭嵩焘病逝了，闿运记曰："竟不入相，妖言无凭也。"妖言无凭，但有影响。李鸿章奏请朝廷赐谥，即被否决，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其时，光绪帝亲政已有两年了，连热衷西学的皇帝都不敢捅这个"妖言"的马蜂窝，以至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还有京官请戮郭尸，以谢天下。郭无惧于妖言，不怕成为"人民公敌"，有李鸿章知己，一生已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