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甲午战争，除了民族屈辱、大国碰撞以及地理政治学的剧变等之外，对中日朝当时三方来说，其现代化意义上的转折点作用不能不被重新审视。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政治和经济相互影响，在某些条件下，经济又决定了政治。黄河与平壤的炮火背后，是三国商人噼啪的珠算之声。
20世纪初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中国支社。 图片 FOTOE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除了民族屈辱、大国碰撞以及地理政治学的剧变等之外，对中日朝当时三方来说，其现代化意义上的转折点作用不能不被重新审视。
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政治和经济相互影响，在某些条件下，经济又决定了政治。黄河与平壤的炮火背后，是三国商人噼啪的珠算之声。企业、商贾、财政、金融、税负……这些战场厮杀以外非显性的因素，往往比聂士成、丁汝昌、山县有朋、伊东祐亨们更深远地改变着亿万人的命运。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争意味着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构成所谓"同光中兴"的洋务自强运动的彻底破产。既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化为刘公岛海底的船骸，那么"体"方面的改变，也变得迫在眉睫起来。对朝鲜，甲午战争让其从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进一步朝全殖民地社会沦亡，这个事实上在当时赤贫至极的国度，内在上更加迫切需要彻底的现代化变革，于是有了后来的历史结果。日本作为战胜者，表面上收获颇丰，但是以对外侵略战争为结果的现代化归根结蒂不可能带来健康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埋下的坏死细胞最终变成巨大的癌变肿瘤，化为广岛长崎上旷古未见的恶之花。
中国：官办企业战后衰亡，重工业军工产业转移
刘怡
1905年，差不多是甲午战争失利10年之后，署理兵部尚书铁良奉旨查勘东南一家工厂，回复的奏折令人触目惊心。据他称，厂中机器"新旧不一，大部不甚齐全"，工人"多数未经训练，所造机件多不合用"，局中总办以至员司"无人精通制造之学"，对所造枪炮良莠概难分别。总之，该厂"司员冗滥，工作冗 延，购物浮开，用料虚耗"，"岁耗经费十四万两，无异掷于无用之地"。这家积弊丛生的企业恰好在是年迎来40岁生日，它就是曾经的东亚第一大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局。
孱弱的官办企业
作为自强运动中预算最充足、基建规模最大、雇佣员工最多的官办企业，江南制造局在产品不愁销路的情况下依然陷于困境，绝非偶然。它和同一时期的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一样，可称为"早产的私生子"：私生者，名为官办，实则操纵于有力督抚之手，因人而成、因人而废；早产者，未及依照商业原则安排运营， 更像是一种衙门。
这场自强运动的开端始于1861年的《通筹夷务全局折》，然而从实施过程看，"自强"的中心在地方不在中枢：这是1850年代以来以户部为中心的定 额财政体制崩溃的结果。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汉人疆臣获准设局开厘、编练私兵，形成拥有独立财源的地方督抚集团；海关体系的建立则催生了"洋税"这一新财 路，可以供给国防现代化。朝廷对新辟财源的控制力有限，李鸿章、左宗棠等遂得凭借私人关系与权柄，使各地厘金、洋税在派送的优先顺序上向自己倾斜，并且往 往处于竞争状态。是故主事人的筹款能力与意愿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生存几率。最终在甲午战争惨败，也为这场自强运动画上了一个惨淡的句号。
其实疆臣兴办"洋厂"的初衷并不是烧钱。除去对坚船利炮的功用的确所知甚深外，设厂往往是强人督抚争夺话语权、扩大权势基础的手段。李鸿章在开府两江之初，对江南制造局的期待只是生产枪炮，但当左宗棠在1866年上奏于福州设局造船时，李氏仿佛恍然大悟地予以跟进，提出也要在沪局试制轮船。 1867-1876年上海的造船事业，便是在这种神仙打架的气氛中启动，日后当李鸿章着迷于外购铁甲舰时，沪局的造船业务也就戛然而止。经济往往和政治上 相辅相成，如果回顾这些官办企业的历史，大概也就会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将甲午战争讽刺为"日本帝国与北洋衙门之间的战争"。
不消说，这种以地方督抚为中心的自强事业，在资源配置和协调上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李鸿章出于竞争意识在沪局大造轮船，最终仅仅建成7艘成本高 昂、性能不佳的中小舰艇，于海防无补。福州船政局(闽厂)早期所造的14艘舰艇，因为左宗棠抱有一种妄诞的"军民两用"构想，全部兼设炮位与货舱。它们作 为军舰则"船身高耸，船轮迟缓"，航行性不佳；作为货船则全宽不足、载货量小，不够经济，只能搁置于码头无所用途。而一旦主事者调离当地，或者丧失了中枢 赋予的政治地位和信任，企业立即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闽厂在1880年代后期的衰败，除去中法战事破坏甚巨外，与左宗棠、沈葆桢两位有力主持者的去世尤有 关联；而铁良在1905年所见沪局的乱象，与其保护人李鸿章在甲午之后的失势不无干系。
这些官办企业的孱弱，和其背后的"强人"不无关系。以李鸿章来说，在自强运动中的两面性作用，影响尤其深远。一方面，作为"师夷长技以自强"观念的 倡导者和清季最有权力的地方大员，他竭力争取中枢对兴办工厂的财政和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作为淮系领袖，他在排斥和打压竞争对手方面也是不遗余力。两种身 份之间的微妙张力，使李鸿章每每成为自己事业的阻碍者和破坏者：为了打压竞争对手而付出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原本是可以用于发展洋务本身的。而李氏直至去世 也未曾建立一种全局观念，他的第一身位依然是淮系领袖和集团利益的维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