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乔致庸原本会成为一个读书人或者官员，如果不是哥哥早逝，本来他一心读书走仕途。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写道，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也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退想斋日记》)。
正因为如此，乔致庸拥有许多超越一般商人的品质。太平天国运动时，一时间南北商道中断，山西从事丝茶的几家老字号面临倒闭的危险。此时很多人想转业，但乔致庸则将全部的精力集中在疏通南北商道上。在乔致庸看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山西上万人的生计。最终乔致庸在逆境中突出重围，一跃成为山西地区最大的丝茶商人。此后，他又在湖北买山种茶，从根本上解决了南北商道不畅的问题。
另外他礼贤下士，发掘了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乔致庸之子并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乔致庸盛情款待。他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乔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晋商富庶，名满天下。康熙南巡时曾经谈道："夙闻东南巨贾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刘大鹏记录了太谷当地的富庶繁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基本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放风俗奢侈为诸邑最。"咸丰初年，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咸丰六年(1856)，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下来，先后共捐输白银"数逾千万"。
晋商与军国大事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金融方面的发明创造外，晋商也继续保留和政府的密切关系。如果有机会，他们甚至踊跃进入体制内，用金钱换取政治地位。可以说，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乃是清代晋商兴亡的关键，如果处理不好，"沈万三的诅咒"就难免再次发作。
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各级职衔。据清档记载，太谷志成信票号财东，议叙员外郎、监生，着实赏给举人，仍留员外郎衔，并赏戴花翎；另一人议叙守备职衔，着注守备衔，作为贡生，以道员分发陕西分缺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太谷锦生润票号财东曹培滋，着以郎中不论单双月选用，并赏戴花翎。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岁羽)、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为"夫人"、"恭人"。三晋源、百川通、长盛川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嬴，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顶戴。天成事票号经理张河锦捐银450两，准为监生，并赏给守御所千总衔。
除了捐钱当官，晋商在晚晴政局中更重要的角色还是参与军国大事。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出兵新疆，为了筹饷银，山西和陕西商人在新疆提供大量军饷。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两。
而1900年，北京爆发"庚子国变"，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至山西境内，阎维藩得知这个消息后，设法将慈禧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还献上了30万两白银作为孝敬。慈禧大为感动，下令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票号总号。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将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交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解付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30多个分号，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每股可分得年红利1.7万两，按总股本60余股计算，年赢利超过百万两。
衰落的一果多因
然而，好景终须过去。清王朝覆灭后，晋商迅速衰退。辛亥革命中，由于没有事先预计到，放出之款无法收回，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的损失，"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天成亨票号被土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晋商又一度想向银行转变，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镑，不久国务总理熊希龄倒台，贷款之事成为泡影。最后晋商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晋商的衰落，现代学者给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除了传统的内部封建统治的压迫掠夺和外部侵略势力的挤压外，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在19世纪中后期，晋商未能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晋商票号的中心未能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等是导致晋商走向衰落的原因。
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没有及时和现代的企业管理体制相接轨。1904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大清商律》，第一次认可所谓 "有限责任"这一概念。但保守的晋商们没有及时利用这种政策利好。其实当时的晋商之一蔚泰厚京号经理李宏龄在给总号的信中已经提及有限责任，并指出有限责任的好处，"不知银行可定为有限责任，即使折阅殆尽，不过其已出之资，不能再认赔累"。其组建银行的建议最终未被总号采纳，这也成为晋商保守的明证。
晋商们并没有在《钦定大清商律》实施后没有将票号改组为有限责任的银行，最终导致在票号周转上不利，无力偿还债务时，"因股东负无限责任，只得将股东的住宅拍卖，股东早恃其遗产为生，无生活的能力，形成了早为堂皇冠冕的富家翁，晚成饿殍，沿街乞讨，多饿死于道途。"
然而，现代研究者常海峰认为，中国商家，尤其是晋商，无限责任的承担某种程度上是信誉的一种表现。甚至有"父死子继"的观念。即便是在今天，如果父亲所欠下的债务，父亲去世后，体面的儿子也不会拒绝偿还。票号如果接受有限责任就等于宣布：商号赔光了事，与东家无关，你们欠债不能还只能自认倒霉。显然无论对于东家、商号还是相与，这种观念都是难以接受的。中国人对于有限责任是极其警惕的，即便在今天，债务人也是千方百计地突破有限责任，试图让股东承担无限责任。与其经营规模来对比，山西票号的自有资本不大，他们的资本金一般在几十万两白银，而每年的营业额都高达几千万两，甚至上亿两白银。票号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接受，凭借的就是信誉。而有限责任之所以能够确立，凭借的却不是信誉，而是资本规模。即便是当年的李宏龄，也只是建议各票号"每家各出资三五万两"，成立有限责任的银行，而各票号继续沿用原来的经营模式。如果晋商的票号主动采用有限责任的模式获得更大的发展，就不会被世人视为放弃"信用"而自掘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