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英国人岱摩很快通过十三行商人，他看清楚了中国商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他这段话讲的很有意思。岱摩说"在海关监督面前--他们都是高级官员--行商们从来都行跪拜礼，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骄傲的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眼睛也从不会超过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疏忽了这项严格礼节，行商就会遭到最严厉的乱棒责打，如同处罚一个普普通通的轿夫。"第九粒扣子是什么位置？领口是第一个，第九粒扣子到了什么地方，那种视线，你从来不敢看他那么高，你想想行商那种表情。这是他的亲眼所见。
我们大家很熟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卖炭翁卖的炭，第一句话就说明，他砍柴烧炭，炭的产权是属于卖炭翁的，但是，当他把炭拿到街市上卖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两个人，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皇宫里的太监和爪牙来了之后，不由分说，把一车炭拉起就走。所以，拿着皇帝的文书就说"这是皇帝的命令"，拿走就拿走了，你一点奈何都没有。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三行商人也是卖炭翁，专制王朝从来都蔑视产权，政治权力就是就天然的抢劫权，合理的，这是天然的。十三行的商人也是，他们的财产被官府和朝廷可以随时去剥夺。
这段话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法国商人写给广东官府的一个报告里的一段话，"借办贡物名色，需一索十之恶习，宜加严禁也。查从前采办贡物，关宪每先列单，当面饬令行商购备，定价不过敷用而已。近十余年来，每遇需用一件，关吏与内司与地方官，向各行索取，奚啻十件，日无宁晷，以一件藉办贡物之需，或藉为某大人自贡之用，余则归其私囊，任意单派，无论行商之有无，日催坐迫，或索银两代买，或指已向某店买到，令还银两，不一而足。若不应与，则挟恨寻事，惨不胜言。"这就是伍秉鉴所处的时代，就这样，那你说他跟卖炭翁有什么区别？
另外，还有一个保商制度的问题，所谓的保商制度就是，当时的大清王朝，官员是很尊贵的。我们现在叫外国友人，那时候外国人被中国人看不起，叫蛮夷。嘉庆九年（1804年）两广总督倭什布：天朝国法森严，大臣、官员不准与番国交接。官员是不能跟外国人混在一起的，不能够见面的。那么，在广州口岸这么多外国人，这么多外国的事要跟官府打交道，怎么办？好办，有十三行商人。所以，当时有一种"保商制度"，所谓保商制度就是，十三行的商人在中间，外国人也好，官府也好，这两头有什么事情都是通过十三行的商人，这叫保商制度。外国人来了一定要找一个保商，这个保商就要对这个外国人所有的一切负责任，什么事情都要负责任，包括你收税也好，包括刑事案件也好，包括你的吃穿住行，保商要把他所有的东西包起来，所有的风险你都要担起来，有什么事情官府找你。他就夹在中间，这边的西方人很强悍，那边的中国官府很蛮横，中间是很弱小的十三行商人，就是这么一种制度。
马克思说："如果诸位看一看文件，便会发现，当约翰·包令请求会见叶总督时，总督是准备会见他的，不过指定商人伍浩官的座落在城外的房子作为会见地点……约翰·包令却觉得，除了总督官邸以外，到任何地方去有失尊严……"。
那时候已经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了，不是一口通商的时候了，总督答应见了，不过不能在官方的地方见他，会见的地址要安排在伍浩官的家里。约翰·包令就不干，他说要见的话，就在总督官邸，除了总督官邸以外，到其他任何地方去都有失尊严"。因为约翰·包令是当时的英国特派全程大使，等于是英国钦差大臣，代表英国来办中国的事情到中国来。后来约翰·包令就接任了香港总督。马克思就讲到了这件事情。虽然那时候已经没有保商制度了，那时候已经一口通商结束了，但是，那种历史惯性还在，外国人跟官府之间有什么事情十三行在中间就要起中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