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吴可读动之以真情，晓之以大义，却未能说服两宫，最终同治皇帝驾崩后，光绪即位大赦天下，成禄避过惩罚，保全性命。与幸运的成禄结局判若霄壤，清廷以"吴可读坐刺听朝政"为由，降其三级，调用为兰山书院山长。
倏忽间，吴可读输得几乎一无所有。
在弹劾成禄的第二折文末，吴曾留下一段狠话：
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于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于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这番慷慨陈词，在平头百姓看来堪称忠肝义胆，但在两宫眼中，则颇有不识时务、以命要挟的意味，冒犯天颜难免招致其反感。故吴氏所言，冲动有余，谨慎不足，实在不智。
至于先斩成禄之头以谢百姓，再奉上自己脑袋以谢成禄的过头话，反映出吴氏性格中易走极端的特征。当然，每个人在一生中总会在某个时刻于脑海中涌现出自杀的念头，甚至表达过生不如死的想法，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会去实践。故这往往仅是闪念。对于吴可读而言，此乃"潜意识"。
倔强、执拗、憨直、冲动，如此个性的吴可读，再也经不起任何大的刺激……
一场酝酿已久的死
要约束政统，作为道统担当者的吴可读，唯有以道抗势，杀身成仁。
一堆干柴不该遇见火星儿，一种"潜意识"最怕再度被唤醒。
三年后的清廷立嗣危机，成为逼死吴可读的最后一根稻草。
1875年1月12日，同治病亡，未留后代。有清一朝首次遇到需从皇帝子嗣外寻找继承人的严重情况。慈禧并未从"溥"字辈皇族中寻觅继承人，而是出人意料地将目标锁定在醇亲王之子载 身上。本该长大后继承醇王爵位的载 却无端坐在了紫禁城的龙座上，成为入主中原后的第九位清帝。与此同时，两宫也迅即完成再次垂帘听政的"合法化"抓权手续。
此举在慈禧看来，这无可厚非，而在群臣眼中，实则有悖祖制。
选立天子，貌似帝王家事，更是天下事。值此非常之际，中国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再度迸发。慈禧若想堵塞天下悠悠众口，那是绝不可能的。2月20日，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先将问题抛出："惟是奴才尝读宋史，窃有感焉。昔太祖遵母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斥驳。"有鉴于史，故广安建议将"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的安排用"颁立铁卷"这一最高立法方式固定下来，以防日后生变。这自然令慈禧大为光火。
就在故交同僚纷纷挺身谏言、续起不绝之时，偏居西北的吴可读却淡定得如同一位看客，甚至赋诗道："圣朝无阙事，小臣愿作不鸣蝉；家无别况，只桂兰绕膝，桃李盈门。今年春胜昔，一堂和气抱孙来。"
这不过是风暴来临前的短暂平静。同治之死，意味着吴氏暗存脑海的"潜意识"已被激活：他心生死意。吴"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彼时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后来遗折的草稿也十有八九出自此折。吴可读侄子吴宗韶后来写《柳堂先生传》也确认：吴可读"临行辞其先莹……吾年已六十余而圣朝不终弃之，敢不以死报哉！"
吴未赴死之因，在于他对朝廷尚抱一丝幻想。不久光绪即位，吴氏被重新启用，出任吏部主事。
回归京师政坛，按理说吴可以出手谏言了。然吴却仍不出手。原因再简单不过：他没资格出手。吴氏原来任职御史，虽然清贫，倒不失显要，握有奉旨弹劾建言之权。此番改任主事，职务低了，更关键的是失去了吴氏最为看重的发言权。没了发言权，吴氏在不在朝已意义不大。况且，通过之前广安、潘敦俨等人的事例，吴终于看透：即使能够上书清廷，真正审阅者并非皇上，而是垂帘于幕后的慈禧太后。故再好的忠言良策，也无非是留中不发的废纸。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如此评价因个性过强而引发的利他主义式自杀现象："在生命的范畴中，没有什么好得不得了的东西。一种与生命有关的特点只有在不超过某些界限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它应该有助于完成的目的。社会现象也是如此……尽管某种极端的个性会导致自杀，某种不充分的个性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当一个人脱离社会时，他很容易自杀，而当他过分地与社会融为一体时，他也很容易自杀。"有道是"关心则乱"，昔日坚守的一切似已化为虚无。吴可读失去了生存的信念，蓄满了尸谏的决心。要约束政统，作为道统担当者的吴可读，唯有以道抗势，杀身成仁。
他，等待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