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却在中国罕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士大夫)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手抄《海国图志》，奉为至宝，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却迅速地绝版了。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图志》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自己并不需要"变脸"。
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
崇文与尚武
那支在对抗"四国联军"中诞生的"奇兵队"，随后也成为倒幕战争的主力，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缔造者高杉晋作，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阳寿虽短(28岁)，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高杉晋作幼读私塾，精通剑术，并在"军舰教授所"学习航海术，大力提倡西学。就在长州攘夷运动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高杉晋作随船前往。
在上海期间，高杉晋作深入了解中国情况，大量购买西学书籍，就是他发现了《海国图志》居然在清国绝版，并为此深感不解与遗憾。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轻易地看透了中国的内在问题。他们触及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中国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崇文抑武"。
早在清初，思想家颜元就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文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弱，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
其实，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们"缀行而出"时，很自得地说了句大实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赢政大帝借着新政权的专政威力，干脆把天下利器尽行收缴，邻里乡亲不仅在法律上连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亲如一家人。梁启超更将此概括为"一人为刚万夫柔"。
同样作为牧民之术的科举，在政治技巧方面，显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术含量。"万人争过独木桥"，不仅为磨折精英阶级的棱角提供了砂轮，也为廉价赎买知识分子提供了硬通货，用 "给出路"的方式换取了忠诚，并建立了对权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
甲午战争期间，大量西方记者跟随日军采访，他们惊讶地看到貌似强大的清军居然如此羸弱。
虽然拜洋务运动的开放成果，清军精锐部队淮军的武器装备甚至强过日军，但依然战斗力低下，而且军纪极其败坏，几乎没有后勤供应，"中国皇帝好像忘了士兵们要吃军粮、发军饷"。一些西方报道说因为清军实在纪律太差，扰民太甚，朝鲜人将日军当做解放者来欢迎。西方记者也马上看出了门道，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便成为当年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成语之一。作为社会精英和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则被有意识地导引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彀中"了。
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似乎没有这么好的行情，他们缺少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大主顾，可以对士人进行"统购统销"，因而还是不脱"野蛮"，保持了尚武的旧习，即使在很想学学中国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权的德川幕府眼中，"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曾经给来访的大清学者们极大的震撼。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甚至比日本更早地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担心被"盗贼"所用，继续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荣传统。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英国史学家萨索姆)，日本的知识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 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知识分子，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包括前文说提到的伊藤、井上、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便具有了浓烈的阳刚气息。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写起中文告示来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装为仁义之师，忽悠水准丝毫不亚于中国的刀笔吏。
与中国同道的"妇女态"不同，日本知识分子的"尚武"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体现在内政上。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党政治开始建立，言论自由得到基本保障，报刊空前繁荣，他们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锋更是盛极一时，既有呼吁征服支那的国家主义呐喊，也有重视民生的平民主义的呼唤，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曾说："没有'居住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将来之日本》)。
明治维新区别于中国洋务运动的特征，一在于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民众参与程度更高的君主立宪体制；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推行了义务教育，全民"知识分子化"。国家的有限经费，在资助官员、贵族们出国考察外，更是大力推行基础教育。
这其实是一场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阶级革命"，通过教育(当然还有其他改革)打通了不同阶级的隔膜，为中下阶级(尤其是中下武士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提供了空间。
我们甚至可以说，自西南战争后，日本便只有外战而没有内战(或所谓的革命)，一靠立宪制度提供了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及时释放了社会的积怨；二靠教育的普及提供了个人奋斗的阶梯。而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更是大量被用于日本义务教育的普及，而不是兴建歌功颂德的"十大建筑"之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