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向传范在宋仁宗时已经担任过地方长官，到宋神宗时期，枢密院要选其为郓州地方长官，谏官杨绘上奏："郓州领京东西路安抚使，不宜以后族为之"。--因为向传范是皇后的叔叔，杨绘认为从约束外戚的角度来看，不宜让他掌握太多的权力。有官员辩称说这不违反常规。宋神宗说："得谏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任命向传范担任了重要性较低的潞州地方长官。
明英宗时期的名臣王恕，"官至宫保，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家用常常捉襟见肘，王公子成天愁眉苦脸，王大人就悄悄对他说："儿啊，你大可不必担心家里贫穷，我们家早就藏有很多的财宝，根本不需要揩公家的油！"公子听了后，将信将疑，王大人领公子绕到了屋后，指着一块地说："此藏金所，有金一窖。"公子眼睛发亮。王大人领了他又绕到另一处说："此藏银所，有银一窖。"王公子心满意足。王恕去世后，王公子去当年老爷子指的"金窖""银窖"处挖宝，"向所指处掘之，皆空窖也"。
明仁宗的张皇后全力扶助九岁的孙子正统皇帝登基，时时督促其勤奋学习管理国家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史书称张太后"遇外家严"，从不轻易给娘家人升官赏赐，不许他们搞特权，也不许他们接触国家政务大事，当时虽然皇太后权力极大，却没有出现历史上时有的外戚跋扈现象。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二月，顺天府接了一起旗人四舒、华善等与房山县百姓争夺煤窑的案子，案情不复杂，错在旗人强势。但是，旗人后面的靠山是当时的康亲王，所以，在顺天府丞王维珍审案的公堂之上，王府办差的人根本就没把顺天府放在眼里，带领一帮人大闹公堂。顺天府不敢怠慢，就把这事汇报给了康熙皇帝。
康熙指示立即把大闹公堂的几个旗人拘押了起来，并特别批示："四舒等挟制官司，横肆诟詈，情殊可恶！再加严审治罪，其主一并察议。"办事大臣汇报康熙，这些人是康亲王的手下，意思是提醒皇帝可否高抬贵手。康熙不吃这套："朕止论事之是非，不论其为何人也。"(《清史列传》卷一)皇帝的话说到这份上，于是，执法部门立即"特事特办"，结果把四舒、华善给处决了，王府其他涉案的办事人员以及管理煤窑的官员都受到相应的处罚，康亲王虽然不知情，也受到罚俸的经济处分。同时，对于不畏豪强、秉公办案的顺天府王府丞，记功一次。
康亲王因为没有管束好身边人，使得身边人骄纵违法，因而受到重典严处，自身也受到了处分。而，康熙皇帝并没有因为康亲王是自己堂兄曲情庇护、纵容违法，堪称是个头脑清醒的皇帝。
三、约束官员"身边人"是个系统工程
身在官场，如何管束"身边人"，这是个系统工程，古代有很多值得借鉴的范例。
(一)廉洁官员以身作则，成为身边人的表率
历史上很多懂得"败由奢侈成由俭"道理的高官都以身作则，告诫子孙不能奢侈浪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北魏的司空长孙道生，一生清廉节俭，骑马时用于遮挡尘土的一件熊皮做的障泥，总是洗了再用，破了再缝，多少年都不换新的，亲属也都自觉厉行节约的家风。皇帝派人编写的歌词中说："智如崔浩，廉若道生。"(《续世说》)--号召全国的干部都要学习崔浩的智慧，学习长孙道生的廉洁作风。
卢承庆在唐高宗年间曾任宰相，博学有才干，临终时教育儿子："我死后穿平常衣服就可以了，不要用牲畜祭奠，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可以了，不要搞那么高大宽广的。只用棺材，不要再弄个棺外椁，一定要简单；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不要写许多漂亮话在上头。"这不仅对亲属们是很好的表率，在号称盛世、生活富足的贞观年间，这样的高级官员俭朴平实，不尚浮华，对于世风也是一种积极倡导。
后唐名将李存审，凭着战功，官至宣武节度使，深受皇帝信任，他常对自己儿子们说："我的家境贫寒，年轻时带剑从军，四十年来出生入死，历经艰难困苦才有今天的位置，你们看我全身上下被利箭射中的100多处伤口就知道了。"他边说还拿出箭头给儿子们看，以此来教育后代不要奢侈浪费，要积极进取，勇于吃苦。后来，他的儿子们都成为当时颇有作为的大臣。
后周的大臣李昉在朝代更迭后，深得宋太祖、宋太宗的器重，原因是其人品好、为人忠厚朴实。他持家教育后代"家法尤严"，在经济上实行平均配给制，要求在京城当官的子孙，所得薪俸不许私自动用，连同老家庄田的收入一起存放入家族的库房里，再向家族各房平均分配生活津贴。在李昉的管束下，家族团结和睦，深得时人称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