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讲究敬天法祖，祖宗是个神圣的观念，哪位子孙敢自认为比祖宗还伟大？汉朝有一个"萧规曹随"的典故，说的是惠帝的时候，曹参任丞相却不积极工作，整天饮酒作乐的故事。惠帝心中当然不满，找人提醒曹参。曹参进宫质问惠帝："陛下掂量掂量，您才干比得上汉高祖吗？"惠帝不假思索地说："我哪里比得上先帝！"曹参又说："陛下看我跟萧何丞相比起来谁更高明呢？"惠帝说："你好像比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换言之咱君臣俩你比不上刘邦，我比不上萧何，还折腾什么？你无为而治，我恪尽职守，不就行了吗！惠帝豁然开朗，就不怪罪曹参了。众所周知，在汉朝的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文景之治，而"萧规曹随"跟文景之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多事，不生事，不扰民，兢兢业业地贯彻好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祖宗之法，难道没有合理性吗？
中国古代历朝反变法的理由还在于"与民争利"。这关系到对国家职能的认识，治国不是经商，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任何一个政府，都要把维护社会秩序和基本的价值观、追求社会和谐放在首位。君主高高在上，应该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绝不能与民争利，所以，这是颇有杀伤力的指控。
在北宋变法中，王安石受到了"与民争利"的指责，他为自己辩解，强调并未提高赋税标准，也没新设税种，怎么说是与民争利呢？司马光反唇相讥：天下的财富是固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公家，想让国家富裕又不取之于民，你从哪里取？司马光进而指出，这种观点本来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把戏，如果没有盘剥百姓，怎么会群盗满山，难道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吗？ 事实也是这样，全国的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国家掌握的财富多了，老百姓占的份额自然就小了，等到百姓无以为生，自然要造朝廷的反。
表面上看，王安石变法似乎没有加赋，但他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而推行的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保马法等措施触犯了老百姓的利益。他把赚钱的商业、金融业的某些领域由国家垄断起来，成为国家的专利；而把不赚钱的某些"国营经济"改制为民营，把亏损转移到民间。这样一来，国家只赚不赔，而百姓则亏损自负，这不是与民争利是什么？
其实，王安石并没有兑现不加税的承诺，比如他推行的"募役法"，就是一种变相加税的办法。众所周知，政府中除了官员以外，自然少不了一些从事杂务的衙役，这些人本来由当地百姓轮流充当，由于流动性大，自然责任心不强，业务也不精通。王安石推行"募役法"，不再要求百姓轮流为政府服役，而是按户交钱，供国家招募衙役。表面上看，似乎公平合理，衙役的职业化也有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但百姓缴纳的"免役钱"普遍高于政府雇佣衙役的开支，结余部分就充实了国家财政，这不是变相加税是什么？总之，王安石变法确实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并没有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这是史学界的共识。
自古以来，老成的政治家重视法制的稳定性、连续性，因而对变法持谨慎态度。当年商鞅变法，反对者就提出了"利不百，不变法"的观点。 意思是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原来的法度。司马光也说过："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则不成。" 在他们看来，变法是不得已的事儿，难免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和百姓的无所适从，如果没有较大的利益和充分的把握，就不要冒这个风险，这无疑是有价值的看法。
中国历史上反变法的理由还有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等。确实，历朝的变法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现象，而且难以根除，变法成了某些人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遮羞布，这也是变法多不成功的重要原因。而结党问题更为严重，像王安石、张居正等变法的领导者任人唯亲，党同伐异，不留余地；很多官员投身变法，只是借用这条捷径来实现飞黄腾达的目的，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投机，以致朝秦暮楚，内讧和分裂不断，在这无休止的纷争中，王朝走向没落，而王安石、张居正等人富国强兵的初衷最终并未实现。
前面说过，即使是保守派，也不否认当时国家经济窘迫、社会危机的现实，他们反对变法，并不意味他们坐视危机的恶化而袖手旁观。一般来说，历朝的保守派普遍认为，挽救危机的办法在于皇帝要以身作则，艰苦朴素，扭转官场风气，还要把好用人关，任用君子、贤人，并且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提高官员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养。针对国家的经济危机，保守派的共同主张是厉行节俭，少花钱，把开支降下来。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君臣一心，政通人和，自然就远离了内忧外患，即使穷点儿，也是个和谐的社会。从理论上讲，这些建议是有价值的，但在实践中，又不免显得迂腐。由此也折射出变法与保守的两难，归根到底，这仍是受制于王朝盛衰的周期律的结果，换言之，当一个王朝衰败的命运已经铸成后，往往非人力所能改变。
(三)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是一个历时二百六十七年的大王朝，其中期明显，问题突出。然而，跟唐、宋、明不同，清朝没搞大规模的中期变法，而是持之以恒地做了"微调"，但效果却相对好得多。
其实，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王朝的中期都没有面临像清朝那样严峻的局面。乾隆以后，国势衰颓，在下坡路上飞奔，到了嘉庆初年，土地集中、经济危机、吏治腐败、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等问题集中爆发，统治者焦头烂额，应接不暇。然而，这不过是历代王朝中期的普遍性问题，嘉庆皇帝还面临着中华民族立国五千年来史无前例的难题--人口爆炸。
就中国历代的人口而论，清朝最多；就有清一代的人口而论，嘉庆朝是一个高点，人口迅速突破三亿，向四亿迈进，称之为人口爆炸毫不为过。当时，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人满为患，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锐，劳动力出现了剩余，由此造成了粮食供应的危机，饥饿的阴影笼罩着人民的生活，社会矛盾随时可能激化。清政府鼓励垦荒、推广高产作物、严禁酿酒、限制经济作物的种植，但土地面积无法扩大，人口增殖的势头得不到遏制，这些举措都是治标不治本。
到了道光皇帝执政时期，人口终于突破了四亿，问题更为严峻，同时，另一个史无前例的难题凸现出来--毒品泛滥。原来，从嘉庆以来，英国向中国大规模地走私鸦片，至道光中叶，输入量达到年四万箱(每箱120斤)。这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加剧了经济危机；为了走私毒品，毒枭向清政府官员行贿，又腐蚀了国家机器；鸦片还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怎么办？严禁无效，屡禁不止，任其蔓延将导致国家的衰亡，君臣在困顿中一筹莫展。而他们并不知道，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敌--英吉利已经站到了家门口，即将发动侵略战争。什么叫雪上加霜？哪个朝代遇到过这样险恶的环境？
不得不承认，嘉庆、道光以及此后的清朝皇帝创造了一个奇迹--当这个王朝已经注定了衰亡命运的情况下，他们硬是把这个王朝的生命周期延长至了1911年，此间，清朝多次起死回生，长期衰而不亡，这不是一个奇迹吗？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
面对严峻的形势，嘉庆、道光两代君主没有效法前代王朝，搞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而是把求真务实当成为政之道，推行了一系列的"实政"举措。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帝曾说："皇考实心实政，天下臣民所共见"， "朕御极以来，用人行政，总求一实字。" 要求各级官员事事核实、剔弊厘奸、破除情面、推行实政，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其一，皇帝以身作则，勤政图治。不分春夏秋冬，不论雨雪风霜，每天清晨按时开早朝，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召见大臣，批答奏章，日以继夜。比如，嘉庆十三年五月初五，嘉庆帝上朝，部院大臣谁都表示没有公事上奏。嘉庆帝十分奇怪，突然，他想起来了，今天是端午节，立即表示端午节不比新年，是个一般性的节日，应该照常办公，并让军机大臣下发上谕，向各级官员申明这一点。还有一次，嘉庆帝到景山祭祀，回来已经是下午了。考虑到皇帝奔波劳苦，天气又热，候见的大臣就回家了，呈上的文件也撤回去了。嘉庆帝得知此事，十分生气，将一些大臣交部议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