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和平时间一长，人口肯定越来越多，而国土面积的扩张却是有限的，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吃饭问题、就业问题尖锐地摆在统治者面前。古代的中国是农业社会，经济形态单一，基本无力解决上述问题。而且，随着人口的膨胀，官僚队伍必然扩编，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与民争利，无所不用其极，普通百姓越发没有活路了。种种问题的积累，预示着大动荡的不远，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通过体制内的调整，缓和矛盾，扭转危机，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表面上看，变法比革命的代价小，但就难度而言，却远远大于血流成河的革命。因为革命只有一个敌人，大家戮力同心，舍命向前，往往可能死里求生，杀出一条血路。相反，变法是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前提下，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化解矛盾，达成妥协，要处理的关系堪称千头万绪，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运用极高的政治斗争艺术，其难度可想而知。
古话说得好：打铁先要自身硬，而中国古代王朝中期的变法家的群体形象却不理想。比如，北宋王安石领导下的变法团队大多由见风使舵的政客、首鼠两端的小人、贪污腐败的官吏构成。当时皇帝倾向变法，变法成为时尚，于是，一些人前来投机。像变法派的第二号人物吕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亲信，据说王安石对他有"父师之义"，但为了争夺宰相的位置，吕惠卿对王安石无情打击，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另一位变法干将邓绾本来靠巴结王安石起家，见状立即墙倒众人推，加入到打击王安石的行列中，不久见王安石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又摇身一变，转而攻击吕惠卿，重投王安石。有人指责邓绾无耻，他居然回应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至于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奸臣蔡京，也曾是变法派中的先锋干将。
历代变法派往往有一个难以挣脱的"小辫子"--腐败。他们要重振朝纲，而自己的操守却不干净。王安石变法中，变法派里面不乏腐败分子，借变法之机贪赃枉法，搜刮民财，但王安石本人尚属检点。而明代变法的领导者张居正却不能以身作则，他独断专横，生活豪奢，每餐菜品上百，"犹以为无下箸处"，死后被抄家，没收的财物折合白银近二十万两，良田几百万亩。当然，这很可能是家乡亲人、仆人背着他所为，但他主政期间，三个儿子考中进士，而且名次极为理想--一个榜眼、一个状元，这是偶然的巧合吗？天下的读书人会心服口服吗？这些人推行变法，怎能不让人怀疑其私利的成分，又怎能抵挡得住反对势力的反攻？
史学家还抱怨古代的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有力支持。其实，中国古代的皇帝代表着各方面的利益，帝王术的基本原则是"平衡"，而不是"选边站"，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变法一天也坚持不下去；但随着变法的深入，必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皇帝统筹全局，自然要随时调整，要想让皇帝孤注一掷，投身变法，本身就是违背王朝政治规则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说王朝中期的变法鲜有成功的话，王朝晚期的变法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危险的举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如果不搞变法，一个衰败的王朝尚可维持时日，一旦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可能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比如元末丞相脱脱急于挽救王朝，搞"旧政更化"，推行与汉文化接轨的变法举措，又在经济上减轻人民的负担，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针对通货膨胀进行的钞法改革导致经济失控，疏浚黄河的最直接结果是千千万万的治河民工在工地竖起了反元大旗，最终脱脱成了元亡的替罪羊，被流放并被毒死。再比如清末统治者急于挽救王朝，居然想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结果激发起了民主化的大潮，最终被埋葬在辛亥革命之中。清亡后，有遗老反省，认为如果不搞政治改革，"虽以无道行之，未遽亡也"。 也就是说，即使推行独裁统治，谁反对就镇压谁，也不会那么快地亡国。
可见，变法往往是一剂猛药，而衰败的王朝如同病入膏肓的患者，如果操之过急，用药过猛，很可能加速其衰亡的过程；即使变法稍有成效，也不过延长统治周期而已，不可能扭转王朝更迭的周期律，不是挽救王朝命运的灵丹妙药，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而不宜夸大其作用。
(二)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有一个误区--以派画线，作"一刀切"的评判。比如，受讴歌变法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对历史上的反变法者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是阴险的小人等，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汉朝独尊儒术后，历朝实行文官政治，士大夫饱读经典，入仕做官，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尤其是反对变法的人，主要由御史言官、学者名流构成，地位可能较高，但大多没有政治、经济的实权，平素以俸禄为生，并非十分富裕。清高自傲的特点决定他们很难跟所谓的"利益集团"沆瀣一气，在历史上也找不到他们受"利益集团"指使或接受其资助的材料。
更不能认为反对变法者都是品德低下的小人。试想当变法派策动皇帝，掀起变法大潮的时候，如果随波逐流，既能使仕途顺风顺水，又可能浑水摸鱼，谋得私利，何苦一反常情，做这种得罪君主、同僚，影响自己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的举动呢？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吗？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肯定，中国古代历朝的反变法人物的道德素养普遍高于变法派。比如在反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人物中，有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苏轼那样的学者、诗人、政治家，他们不仅学术水平高，而且道德修养好，备受打击仍不改初衷，是公认的君子类型的人物。司马光晚年掌权，尽废新法，但推动朝廷礼葬王安石，不抹杀其功绩。相反，变法派一朝得势，便党同伐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仅因为政见不同，王安石就对年轻的苏轼百般排斥，屡进谗言，由此看来，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不昭然若揭了吗？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这些人是基于什么样的认识来反对变法，站到变法派的对立面上的呢？
其实，这主要应该是治国理念上的分歧。
据《宋史》记载，司马光首创了一个对变法派具有极大杀伤力的"理论武器"--祖宗之法不可变， 成为历代反变法者长期沿用的重要理念。今天看来，这可能是迂腐到极点的观点，因为"变"是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祖宗之法为什么不可变？但稍加分析，就可见这一观点不乏深刻、合理的一面。
每到王朝的中期，即使是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经济窘迫、社会危机、国力衰弱的事实，但他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质问：此时经济形势再恶化，也强于王朝初期的一穷二白，同样一部法，为什么祖宗的时候能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现在就难以为继了呢？换言之，是法坏了，还是人坏了呢？如果是人坏了，歪嘴和尚念歪经，换成什么样的法能解决问题呢？如果是人坏了，不去"治人"，反而去"治法"，岂不是舍本逐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