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看起来，这套制度并无出奇之处，但如果稍稍进入细部，结合出土的秦简，仅以县之下的乡官为例--分别为：亭长、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亭父、求盗、里宰、里监门、里正与伍老、田典、牛长--其职责精细，井然有序。而云梦出土秦简里的那部《为吏之道》，明确规定：吏有五善，一曰中信敬上；二曰精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吏有五失……一曰不察所亲，不察所亲则怨数至；二曰不知所使，不知所使则以权衡求利；三曰兴事不当，兴事不当则民异指；四曰善言惰行，则士毋可比；五曰非上，身及于死。秦由百姓而至丞相，被严密有序地织进组织网络之中。而这种种细密的规定条文，即使以今天现实社会的组织方式来观察，也不能不感叹其复杂与缜密。
后世研究，多以静态名目来观察秦吏结构，回到春秋战国的争战现实，秦国的这套系统，战争之际，其所发挥的作用，《商君书·画策》的叙述十分精当：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敌首)，无返！"
如此现实，得天下断非偶然。灭了六国，秦始皇到了要实现他先祖梦想时刻。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秦始皇为什么去"泰皇"而选"皇帝"，林剑鸣先生的解释是，"有一种意见认为，秦始皇否定'泰皇'称号，乃是由于孟子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言论。(秦始皇)知道了博士会议所决议的'泰皇最贵'条文隐射'民为贵'的哲言，所以特斥不准。这种解释同加强君权的解释是一致的。不过，说博士隐射'民为贵'的哲言，未免有点牵强，从当时博士在朝廷上所居的地位来看，他们恐不会有这种胆量"。林剑鸣认同的是日本秦汉史学者好并隆司的说法--"秦国居于西方以游牧为主，这种经济形态是产生君权神授观念的土壤"。
"振六世之余烈"的秦始皇，总成其先辈所开始的地方(郡县)与中央(朝廷)结构，并在其上建立了国家元首(皇帝)，一统天下的国家制度，终于完成。为秦始皇寻仙药未果，并导致"坑儒"事件发生的侯生与卢生，议论秦始皇及其制度关键，为后人留下了对秦国家方式最为经典的观察："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之所以能"皆决于上"，那套地方/中央/元首制度，至今仍值得细察--2000多年后，放开眼界与视界，从另一个方向来观察秦与秦制，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G.Creel)的评论是，"还是早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时，中华帝国就已经显示了诸多与20世纪的超级国家的类似之处了"，"在由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加以管理之上，中国远远超过了罗马帝国，并且超过了近代以前所有可比的国家"。因此价值，谭嗣同感叹，"两千年之政秦政也"。
与"两千年秦政"并行的事实是，中国文人思考的核心命题之一：为什么是秦与秦始皇？梁启超视野相对开阔地投向了那个被命名为春秋战国的时代，"天下之趋统一，势也。不统于秦，亦统于他国。而统一之愈分争，则明甚也。天将假手于秦以开汉以后之局，夫谁能御之。而秦与他国，又何择焉。……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
大势之下，秦之微观呢？或者从思想史的角度观察，另有新见。在那个被称为"百家争鸣"的时代，更近距离的记录来自《吕氏春秋》："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已，孙膑贵势，王廖贵先，良贵后。"这之中，没有任何思想家产生于秦国，其结果，历史学家记录的是由魏入秦的商鞅。《秦史稿》描述："商鞅到秦国后，第一次见孝公时，向孝公说以'帝道'。这是属于道家学派的一种政治学说。秦孝公对这一套不感兴趣，商鞅边讲，孝公边打瞌睡。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说以'王道'。这是儒家学说。孝公仍不愿意听。商鞅第三次求见孝公，说以'霸道'，这是法家的学说。这一回孝公听后对商鞅重视起来。"在"礼崩乐坏"的年代，诸子百家种种思考社会秩序重建的学说，在秦国，法家胜出了。
商鞅的那套思路既极端也简单，"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君主实行专制，"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秦国的地理环境与成长背景，加之商鞅与秦孝公的结合，放在春秋战国的那个时代，阎步克的观察颇为生动，"周政'礼'传统的兴衰演变，本是个颇具连续性的过程；但是秦帝国因其特殊历史经历和社会性格，它的政治发展对此进程多少有点'插入'的意味"。所以，周之九鼎于秦仅止于权力象征而已。
与周王室仅凭九鼎宝器而存续数百年迥然有别，处戎狄之间的秦人"尚武、剽悍"，研究者普遍的观察是，"秦国专制君权较早就发展出了相当之高的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这为其政治体制的专制官僚制化，提供了优于六国的得天独厚的基础"--这是秦无视"礼制"而取"吏道"的社会条件。由于商鞅的到来及其变法，"(秦国)转而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强劲势头"。之后，《战国策·秦策五》一段记录十分精彩：
司空马说赵王曰："……请为大王设秦、赵之战，而亲观其孰胜。赵孰与秦大？"曰："不如。""民孰与之众？"曰："不如。""金钱粟孰与之富？"曰："不如。""国孰与之治？"曰："不如。""相孰与之贤？"曰："不如。""将孰与之武？"曰："不如。""律令孰与之明？"曰："不如。"司空马曰："然则大王之国，百举而无及秦者，大王之国亡。"
所以，后人看这段历史，或许秦之胜出，势在必然。两千年而秦政，似乎也无意外。
同样，将那套地方/中央/元首依次织成的专制官僚体制，放在当时小农经济的背景之下，效率是其长，但其短，阎步克论述道，"小农经济的天然脆弱性，却使这个庞大的专制官僚机器必须在一个难以掌握的平衡点上运转，既要保证资源的敛取，又不能使剥削超过限度，否则千万小农的破产终将造成严重动乱。然后这一体制的结构，却使之难以由自身来矫正政策的偏差。文吏固然训练有素，他们却只具备执行功能，由严刑暴敛引起的动乱反馈至中央，新的指令仍是严刑暴敛，并在无异议的情况之下被再次贯彻……"看似悖论，两千年而秦政，而秦却仅二代--这是背景。
徐复观先生在他的《两汉思想史》里提供的结论是："法家政治，是以臣民为人君的工具，以富强为人君的唯一目标，而以刑罚为达到上述两点的唯一手段的政治。这是经过长期精密构造出来的古典的极权政治。任何极权政治的初期，都有很高的行政效率；但违反人道精神，不能做立国的长治久安之计。秦所以能吞并六国，但又二世而亡，皆可于此求得解答。"
秦国的崛起、兴盛与二世而亡，太过戏剧性。继之而起的汉帝国，虽"汉承秦制"，但阎步克的观察是，"关怀治道的人们，特别是儒生，一般是将秦作为一个反面样板来加以评论，这种态度，又推动着帝国体制与'秦政'颇为不同的方向演化"。在这样不断的损益过程中，秦政，两千年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