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以香都为中心的世界性帝国
在使蒙元王朝和大汗本人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方面，谁也没有威尼斯旅行家、尼柯罗的儿子马可·波罗做得更出色。根据他那部在热那亚监狱中口述而成，褒贬不一的伟大作品《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他于1275年前后到达中国，并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的客卿在那里待了17年。的确，马可所描绘的那个富饶绮丽的东方世界确实很难被身处"黑暗时代"的欧洲同胞所相信，他被嘲笑为"信口开河的马可百万君"，小丑们将他的经历改编为滑稽短剧在威尼斯的酒馆中演出。但今天我们却相信，如果马可本人没有亲自到过元朝统治的中心地带，那么他的绝大多数记述是不可能如此生动的。虽然这位具浪漫性格的探险家有时会夸张一点，但总体上还是严格地还原了忽必烈统治时代的本来面目。
虽然在绝大多数欧洲人看来，大汗是异教信仰与残酷征服的化身，但马可的记载中却对他充满了崇拜与赞扬，在他眼中，大都的宫殿是他所见过的"最壮观，最宏伟的建筑，它总共包括400多间华丽的房间，在宫殿附近矗立着一座人造的土山，山坡上种满了移植自全中国各地而来的珍奇树木，有些甚至来自遥远的西南，借助大象的力量才把它们从深山中拖出。"在今天看来，这种奢侈行为与他最终灭亡的赵宋王朝有些相似，不过享乐的要求并不是惟一的原因："忽必烈需要在中原新君主和蒙古人的领袖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之间作出某种平衡。"威尔·杜兰特在《文明的故事》中说，"在采取了许多汉人的习俗以便安抚这些新征服的民众同时，他又不得不采取措施，艰难地保持他草原游牧民族的特性。在上朝时身穿汉式袍服的忽必烈必须在每年夏天前往位于今日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金莲川草原的上都避暑狩猎，主持祭典，向蒙古部落传统信奉的最高神'长生天'企求保佑，并洒下马奶酒，以求与可敬的祖父成吉思汗取得心灵上的沟通。在上都的狩猎禁苑中，大汗仍旧要住在传统的蒙古包里，顶棚是用镀金并上过生漆的竹藤精心建造，绘以草原上常见的鸟兽和追逐射猎的蒙古勇士。"这顶著名的金帐在被焚毁几百年后，还给了英国著名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以灵感；他根据马可·波罗对于这座"香都"的记载，把这所"堂皇的安乐殿堂"写进了他的长诗《忽必烈汗》。
与这些粗犷的行为相反，忽必烈精明地不用本民族的名称来命名他的朝代，以免引发过多的抵触情绪。"元"这个字在传统的中国道家哲学典籍中有着深远的含义，包括"宇宙的起源"与"一切万物的源动力"等。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将它的渊源追溯到半个世纪前，成吉思汗与来自中原的道家哲学家长春真人丘处机在河中地区的阿力麻力城相处了两年时光的结果。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与其他分裂的蒙古汗国依然钟爱破坏与劫掠的秉性不同，忽必烈已经开始向被推翻的宋王朝学习，建立复杂的官僚国家机器并竭力维持它的运转："在大都宏伟的城墙附近，矗立了58座巨大的粮仓，借以在丰收年景储备多余的粮食防备荒年的袭击。"在全国纵横交错的驿道上，遍布着1400座间距40公里的驿站，"手持符信的使节和官员以每天400公里的速度驰骋其中，传达大汗的旨意与监督各地的官员行为，以及自然灾害的发生"。
但是，"表面上的亲善并没有完全赢得汉族儒家知识分子--这个统治中国所必不可少的集团--的心，而大汗也对他们沉湎于各种抽象道德符号的争辩深感不可理解和厌烦。"斯塔里夫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如是说。曾任南宋度宗朝中书舍人，亲点文天祥为状元的著名学者王应麟在得知南宋灭亡后隐居在乡间拒不出仕，而"吴兴八子"之首的著名画家赵孟 则画了一株根须毕露的兰花，以委婉的方式抗议蒙古入侵者攫取了他们的土地，摧毁了文化根基。与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坚持从一个来自被征服的中亚民族圈子中任命高级官员，包括吐蕃人、色目人、土耳其人，乃至欧洲人，并给予他们相当崇高的地位与宗教自由。忽必烈本人的生母莎尔合黑帖尼，就来自受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影响深刻的蒙古克烈部。忽必烈曾经向马可·波罗表示，自己对疆域内所有的宗教都"尊而敬之"，勒内·格鲁塞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它们带来的政治价值和迷信效果。1258年夏，忽必烈曾在新建的开平府主持了佛道两教的一场辩论。双方辩论至黄昏时分，性格淘气的忽必烈宣布道士失败，按照事先的协议，参与辩论的17名道士被送到刚建成的大龙光华严寺脱袍去冠，"削发为僧"。
不过，忽必烈与他热心佛教的妻子察必很快发现流行于中国的禅宗过于自我出世，而转向了藏传佛教，因为喇嘛教具有大量的巫术仪轨内容，富于神秘色彩，与萨满教的宗教习俗颇能融合并具备精神领袖参与政治的传统。1269年，忽必烈加封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并亲自从八思巴受戒。此后元朝历代皇帝都沿袭其例，从萨斯迦派僧侣中封授帝师。八思巴还奉忽必烈之命，以吐蕃文字为基础创制了新的蒙古文字。其他各种繁琐而具体的技术工作则留给了色目人，这些从蒙古部落时代就替他们经营高利贷商业与工匠技术业，被称为"斡脱"(伙伴)的中亚居民。在马可·波罗的记载中，一位名叫札马鲁丁的波斯人在忽必烈初年掌管西域星历司，为皇家图书馆--中央秘书监翻译了一百余部来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科技著作，其中包括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著作，而一位波斯建筑师也黑迭儿曾参加了大都城的设计。
虽然帝国的政治中心仍固定在距离草原不远的地方，但元代的经济中心则不可逆转地移向南方沿海。在忽必烈最终灭亡南宋流亡朝廷之前，他已经仿效其在泉州、广州、杭州等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统一管理海外贸易。担任这些机构职务的往往也是受到宠信的色目人。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前来刺桐(泉州)贸易的商人国籍近至药狮子国(斯里兰卡)，远至马合答束番国(索马里)，每年的交易额达到钞"数十万锭"。这些港口城市也相应成为各国侨民的聚集地，根据《元史》中的记载，泉州共有外来人口10万左右，信仰囊括了景教(基督教东方教派)，摩尼教，祆教，伊斯兰教等。在元代《至顺镇江志》中，当地就有元代景教寺院7处，都是由曾担任本地达鲁花赤(意为总督)的撒玛尔汗人马薛里吉思所建。1287年，一位名为拉班·扫马的畏兀儿景教徒，从泉州出发，成为第一位前往欧洲游历的中国人。扫马在法国会见了法王腓利普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又到罗马觐见教皇尼古拉斯四世。他向教皇表示忽必烈大汗"对罗马教廷，也对拉丁民族和百姓怀有热爱之情"，并代表伊利汗阿鲁浑请求教皇派教士前往蒙古宫廷。
而在中央财政管理方面，色目人的形象就不那么受人欢迎了，似乎充当了蒙古统治者的替罪羊。为了满足大汗每年多达500次之多的宗教祭典与节日宴会开支，出生于花剌子模的回回人阿合马与吐蕃人桑哥提高了税额，将有利可图的茶叶、酒、食盐贸易改为政府垄断，并大量印制纸钞，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与民争利"无疑是极端可恶的罪行。两人于1282、1289年分别死于非命，但令人诟病的滥印钞票政策却从未停止，它引发的通货膨胀最终在100年后导致了政府的破产危机，从而点燃了这个王朝覆灭的导火线。取而代之的明代将旧王朝的统治者与它开放的精神一起赶回了北方草原。正如汤因比所言："虽然中亚的帖木尔帝国勉强维持了蒙古人霸业的一些碎片，但没有人能够在旧大陆的中心担当起蒙古所扮演的文化交流中心的角色，反倒是激发了最不起眼的欧洲人探索世界的好奇心。在威廉·鲁布鲁克于1256年在牛津做的东方见闻讲演中，观众席上就坐着欧洲启蒙时代的先驱罗杰·培根，他正认真地做着笔记，以便启发200年后那位横渡大西洋的克里斯托佛·哥伦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