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不过是政治讽刺的昙花一现，因为很快，它将遭遇自己最大敌人的全面进攻，这个敌人也就是它的双生兄弟--避讳。尽管讽刺与避讳都包裹自己的真实意图，讽刺的目的是为了吸引让人打开，而避讳则是禁止开启。
"雍乾之际，避讳甚严"，再没有哪个朝代比活在全盛时期的清代更让人感到恐怖的了，避讳的地雷处处皆是，很多时候甚至莫名其妙。
康熙时代的文坛祭酒王士祯，死了已经十年，却因为新即位的雍正皇帝名胤禛，所以被迫改成"王士正"，后来又被钦命改回"王士桢"；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变成了"赵匡允"，就前明的崇祯皇帝都成了"崇正皇帝"。
讽谏也同样遭受摧折，当乾隆皇帝的宠臣、被视为清代东方朔的纪晓岚委婉地向皇帝劝谏东南财力竭尽恳请救济时，得到的却是皇帝的斥责："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这是一个开不起也开不得政治玩笑的时代，即使是倡优也不行。
"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文字何以成狱？
"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这是康雍年间的文士张贵胜编纂的笑话集《遣愁集》中收录的故事里的一句话。这句话的背景是五代时期宰相冯道的一位门客在为冯道念《道德经》的头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时，因为冯道的名字是"道"，而他的字又是"可道"，所以这位倒运的门客只得将所有的道，都改成"不敢说"。
像生活在康乾盛世的大多数文人一样，谈论古事或是嘲笑古人也许是为了满足自己写字癖比较保险的办法，"议论时政"被称为"妄议国政"，乃是一条杀头重罪。所以像张贵胜这样从古书上将摘抄的古代名人轶事编辑成书出版，或许是再安全不过的了。但即使如此，也有可能背上借古讽今的罪名。
1787年，清代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已经全部编纂完毕，进入复勘阶段，但一位名叫祝堃的详校官却从一本品鉴历代收藏画作的小册子《读画录》中嗅到了可疑的气息。
气息来自于书中"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的诗句。这句诗在一般人看来没有任何奇怪之处，不过是抒发一下作者周亮工追慕魏晋风度的情感，但在乾隆皇帝眼中，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逆诗。所谓"义熙余"，乃是套用陶渊明一个相当冷僻的典故，义熙乃是东晋末年安帝的最后一个年号，据说陶渊明所著文章年月，在义熙之前，都用东晋年号，之后惟书甲子，不书刘宋年号。想那周亮工原是前明进士，后来入清为官，难保他不是借陶渊明的典故暗喻心怀前朝，于是周氏原先收入四库的所有书籍全部抽出销毁。
周算是这场康乾时期文化运动中的幸运儿，因为他死在一百多年前，倘使他活到乾隆时代，必定难逃诛戮族灭之灾。在这场由皇帝亲自策划发动的文化清剿运动中，很少有人能够逃脱成为漏网之鱼。
过去文士试图用政治隐语将自己的抗议或政见隐晦地表达出来，但现在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皇帝早已谙熟文人这套行业秘密，开始以其人之道还诸其身。
遑论是真的有政治隐语暗藏其间，即使没有，皇帝和他的臣僚也会挖地三尺，从中寻出那些散发着悖逆气息的违碍字句来："维民所止"是影射雍正无头；"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是"思念明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中"清浊"和"浊清"自然是毁谤本朝，最可恶的是竟敢说皇帝训谕乃是"下眼训平夷"；那名叫刘三元的"疯汉"，竟然胆敢梦见神道称他是汉世后裔，这分明是要兴汉灭满的悖逆狂徒；还有一个叫高治清的老头儿，一听名字就知道此人必是心怀怨望的逆贼。
清代帝王对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政治隐语如此地穷追猛打，让人误以为是罹染了偏执狂或是迫害狂的心理疾病，但事实却远没有如此简单，皇帝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杀鸡儆猴，制造一种集体恐慌，使人们不敢轻易玩弄文字，挑战最高权威。
皇帝的苛察一个直接后果是促使人们进行自我审查，因为没有人能料到皇帝究竟会对哪一个字哪一句话发生"兴趣"，所以文人只能无限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一切都视为可能触犯避讳的地雷，没有什么比自我审查更能彻底地驱赶不安分的思想，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避讳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中，并且成为头脑中支配所有思考和书写活动的深层潜意识。就像乾隆在一道谕旨中所说的那样，"俾愚众知所炯戒"，让这些愚民引以为戒。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管住那双不安分的手和不老实的嘴，也许就像冯道门客那句名言才是最保险的："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