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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懂的”:两千年来的政治隐语

时间:2016-04-15 18:13:33        来源:新周刊

不能明说:讽谏与避讳

语言和文字原本是为了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直观而明晰,但最后却用来将真实的看法和观点包裹起来,没有什么比这一矛盾更具讽刺性的了。

但也恰恰是从这句话开始,人们发现隐语有时比直言更有力量,将自己的观点稍加修饰,就像把礼物装在一个漂亮盒子里一样,用这种隐语的方式推销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更能引发他人拆开包装时的好奇和兴趣,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包裹得太多太繁琐,以至于让人失去耐心。

伊尹一定谙熟个中之道,这位辅佐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基业的贤臣,正是使用政治隐语赢得了成汤的信任。史籍记载,在第一次拜见成汤时,伊尹扛着一只烹饪用的大鼎,用食物的滋味作喻向成汤陈道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段精彩的对话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后世却有无数人将伊尹作为效法楷模。

春秋战国时代在列国间奔走,企图捞得一官半职或是打算宣扬自己主张的"诸子百家",几乎都会采用伊尹当年的手法来说动君主,翻翻《国语》、《战国策》就会发现,这方法屡试不爽。无论是将自己比作泥沼中悠闲的乌龟而谢绝官爵的庄子,还是那位苦恼于鱼和熊掌之间抉择的亚圣孟子,都是伊尹的异代子孙。

这种用讽喻来表达自己主张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讽谏"。这种"不能明说"的语言艺术是一种思维工具。但政治隐语另一个重要功能却是禁止思考,它就是"避讳"。

避讳,顾名思义,就是被禁止的话语。在夏商两代,只有遇到桀纣这样的残暴君主,直话直说才会面临危机转而用讳语,但进入礼乐文明的周代后,避讳成为了一种常态。

首先出现也是最重要的避讳,就是君主的名字。第一个被避讳的名字可能就是周代开国之君周武王的名字"发"。在提到武王的名字时,不能说"发",只能用"某"来代替。这一趋势到了后来,甚至发展成假使有别的名字和君主的名字相同,都要避讳。春秋时宋武公的名字叫"司空",所以宋国就把职官名"司空"改为"司功",晋僖侯的名字叫"司徒",所以晋国的司徒也被改为"司城"。

避讳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般来说,如果某个字需要避讳的话,只需要用另一个字去替换一下儿,或者在读到这个字时改读另一种读音即可。

唐代以降,还可以用缺笔的方法,比如《红楼梦》里面提到林黛玉在读书时凡遇到母亲贾敏的"敏"字时都念成"密",写到敏字时,都会缺一两笔。

这仅仅是开始,被禁止的字会随着后续君主的出现越来越多,而且避讳的方式也花样翻新。如果你生在像秦朝这样的短命朝代,那么你只需要忍受为避秦始皇嬴政的名讳,把"正月"改为"端月"的麻烦。

倘使你生在汉代这样绵延400年有着24位皇帝的朝代,那你需要在避讳的丛林里小心行事。你不能说"邦国"只能说"封国",因为汉高祖名叫刘邦;同样,你也不能说"启动"只能说"开动",因为汉景帝的名字叫"刘启"。

你还不能文雅地说养了一只雉鸡,而只能说自己养了只野鸡,因为汉代官方规定为避吕后的名讳,所有的"雉"都必须改为"野鸡"。即使你是像东汉严光那样,和光武帝一起睡觉时可以把脚压在皇上肚子上的天下名士,也难逃避讳之殃,严光原来不姓"严",而姓"庄",他之所以姓了"严",是因为那位被他压了肚子的皇帝,有个儿子名叫刘庄,日后也是皇帝。同样被改了姓的不只是严光,还有被后世尊为"后圣"的荀子,因为汉宣帝的名字叫刘珣,所以只能委屈荀子改姓孙。

汉代的避讳纵然繁琐,但比起后世来说可谓小巫见大巫。北齐时的著名儒士熊安生,在拜见当朝权贵和士开与徐之才时,因为和士开的父亲名安,徐之才的父亲名雄,所以熊安生为了避这两位家讳在他们面前只能自称"触触生"。

隋代因为开国皇帝隋文帝的父亲名叫杨忠,所以整个朝代都不准提"忠"字,也难怪这个朝代最终被一群不忠的叛臣灭掉。尽管唐代皇室奉佛甚笃,但即使是神灵也不得不在避讳前退避三舍,因为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所以观世音菩萨就变成了观音菩萨。

唐代也有一位和汉代严光遭际相同的人,就是刘知几,因为唐玄宗名李隆基,不仅"基"字要避,就连和"基"音相近的字也要避讳,于是终唐一代,刘知几都按照他的字被称为"刘子玄"。但成了"刘子玄"也非一劳永逸,到了清代,他的玄字又触了康熙皇帝玄烨的御讳,所以他又成了"刘子元"。

一般来说,避讳有时不仅避本字,还会避与这个字音同形近的字,被称为"避嫌名"。"嫌名"一般规定并不严格,但宋代对"嫌名"避讳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根据《礼部韵略》所记,宋高宗名讳"构"延及的嫌名多达"遘、购、媾、篝、傋、冓、够"等55个字,可谓前无古人,人们只能期盼皇帝能体恤民情,起个无论是读音还是字形都罕见的名字。

与"避讳"的茁壮成长相比,政治隐语真正的嫡子哲嗣--"讽谏"却日渐委靡,一蹶不振。

在战国时代,倘使讽谏出格激怒了一位国君,游士至少还可以转投他国;而竞争下的列国诸侯,即使是为了好贤养士的名声也会容忍士人过分的话语。但普天之下的帝王却不会轻易宽容不敬的行为,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严令使胆敢借古人故事讽谏今日政事的士人胆战心惊,当"大不敬"在汉代成为一项重罪时,讽谏就只能黯然退场了。

汉代的东方朔是最后一位在讽谏史上留下名字的臣僚,他之所以能全身而退也是因为他"时观察颜色",而汉武帝也只是拿他当成一个倡优小丑之类蓄养。

能在讽谏后逃脱诛罚的恐怕也只有倡优小丑,或者是市井无赖,因为没有人会把他们的话当真。朝堂上的讽谏沦为了市井讽刺笑话,不过是博得一笑而已;反而是避讳需要正襟危坐,不可笑谈视之。

就在避讳严苛的宋代,产生了历史上最有趣的政治讽刺笑话,宋宁宗时期的临安民众因为对宰相韩侂胄的结党揽权甚为不满,但又无法公开表达,于是,一群"市井小人"印刷了一批"乌贼出地没于潮"的小册子,分发给小孩儿,以一钱一本的价格公开贩售,同时还让他们高声叫卖:"满潮(朝)都是贼!满潮(朝)都是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