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地铁的“狂欢”
有道是，天作孽不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一段疑似纽约警察在地铁站暴力执法的视频不胫而走，引得愤怒的纽约人民走上布鲁克林街头抗议。
抗议者或围巾蒙面，打砸公物、路牌和公共汽车，还有直接翻越闸机，逃票进站的。在警察权威极大的美国，这场民众自发的夜间活动，很快演变为纽约警察广泛参与的“警民大联欢”。
因为视频中被暴力执法的人是个黑人男孩，抗议者指责纽约警察种族歧视。
布鲁克林的贫困儿童也是全纽约最多的，而贫困也限制他们接受教育，每五个居民中就有一个没有高中文凭。 在纽约的贫困人口中，黑人和拉美裔占了很大比例。布鲁克林最贫困的社区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几乎就是一个黑人聚居的贫民窟。这里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没有工作，54%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频繁的犯罪令这里变成儿童最危险的成长环境。 ▲ 如今纽约地铁治安比过去要大为好转，但抢劫、猥亵、暴力犯罪依然并不罕见。 这里的基建水平也匪夷所思的糟糕，40%的居民住地周围没有超市和银行，只有三分之一的居民能够在步行范围内坐上地铁。当地居民不仅极难获取新鲜食物和便捷交通，而且与许多社区服务绝缘，活在一种“物竞天择”的自生自灭状态中。 ▲ 33岁的Timothy Brown拍下了纽约地铁的画面，并把视频传到了Ins上："这节地铁车厢上午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实在太疯狂了。他们还想要我们花钱乘地铁?看看这画面。” 对于一个生活在布鲁克林的黑人小孩而言，坐地铁可能真是一件“稀罕事”，更“稀罕”的是，他可能真不一定能从兜里掏出2.75美元的票钱。 面对这些“贫民窟”，纽约政府一不搞菜篮子工程，二不投资翻新延长地铁线路，三不完善民生保障，反而任由贫困滋生罪恶，再花重金增加500名警力，用来维护地铁治安，特别是抓捕逃票者。这才有了引发抗议的“暴力执法”视频。除了那个15岁男孩，另一名19岁少年Adrian Napier也正面遭遇了地铁警察。一群警察隔着车窗用枪指着他，他举起手，警察便冲进车厢，一口咬定他携带武器，而后他又被指控偷窃公共财产。 ▲ 几天前的网上视频显示，纽约警察冲入车厢逮捕一名黑人逃票青年 严重的贫富差距、贫困问题、贫民窟落后的城建水平、警察暴力执法，所有这些事情积压在纽约底层社会，发酵日久，地铁事件不过是掉进这堆怨念炸药的一根火柴而已，地铁也成了贫民宣泄不满的对象。 一座房子里的两个美国 不止是纽约，布鲁克林恰是当前整个美国的缩影。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与智利有什么相似之处，那就是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还有财富如日中天的资本寡头。只不过在超级大国的光环和威吓下，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去掀开美国严重贫富差距的遮羞布。 但美国人自己不会没有察觉。美国政治学者拉里·M·巴特尔斯曾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里写下《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书。 巴特尔斯将1980年代以来的30年称为美国的新镀金时代，因为在这30年光鲜的繁荣背景下，是美国社会愈加严重的财富不平等，劫掠中产阶级汇聚财富的资本寡头，又进一步侵蚀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将民主政治变成资本游说集团裹挟下的寡头政治。 不过美国并非一直如此。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间，美国人的收入快速增长，并且伴随着显而易见的平等主义，收入分布末尾约20%的贫穷劳动者家庭和头部20%的富裕家庭的实际收入都增长了98%，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相对快一些，而头部5%的最富裕家庭收入增长则相对慢一些。 但1980年代之后，不仅收入增长放缓，贫苦家庭与富裕家庭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头部5%的富裕家庭收入增长从每年2.4%下降到1.6%，末尾20%的贫困家庭收入增长则从每年2.6%下滑到0.4%。 ▲ 图为从2010以来进入破产保护程序的九个美国市镇 《纽约时报》在2005年就指出，福布斯排行榜上的400位富豪，在1985到2005这20年间，平均净资产增加了3倍多，他们的净资产总和超过了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2002年至2007年的全美经济增长中，美国前1%的超级富豪们，占据了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余99%，3.1亿人，只占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2010年，经济复苏的这一整年，前百分之一的尖端人群，拿下了国民总收入的93%。 这一系列颠覆性的转变，同样源于芝加哥学派的开山始祖弗里德曼。在70年代摧毁了一连串南美国家之后，新自由主义趁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渗入美国内部。弗里德曼一向主张减税、削减公共开支、放开管制，并且否定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反对工会等组织。这推翻了1940年代以来，罗斯福新政开拓出的政府干预模式，很好迎合了大企业资本家的需求。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伊始，借资本主义世界“滞胀”危机之题，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减财政开支，压缩社保支出，放开金融管制，打压工会运动，压低工人工资，推行减税政策。 但实际上，里根时代，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大幅度膨胀，金融投机泛滥，然而打压工会、压低工资、推行减税等资本利好政策却得到充分贯彻。 2000年，小布政府成立伊始，再度推进减税政策，与里根政府一样，都以牺牲中产阶级利益为代价，贴补资本集团。 据美国“税收正义公民联盟”的研究报告，在布什减税法案实行的十年间，位于社会财富头部1%的居民获得了4770亿美元的税收特定减免，而后60%的居民只获得了总计2680亿美元的额度，堪称经典的“劫贫济富”。 华尔街的“大炼金术”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新自由主义风起云涌的华尔街，“邪典”式人物辈出。艾尔·邓拉普就是其中一员，此君最擅长股权套现的“大炼金术”，就是借机将自己空投到陷入困境的企业当高管，再通过大面积裁员迅速抬高股价，最后高点抛售，顺带着也为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们带来了巨额利润。 90年代中期，邓拉普空降斯科特纸业公司，这家公司曾开创了一个世界性潮流——卷式卫生纸，是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牌企业，当时却陷入经营困难。在华尔街金融家们的施压下，公司管理层引入了邓拉普。 邓拉普新官上任，立刻开除了1.1万名员工，解雇了一大批高管，大幅度削减研发规模，并且取消了企业长期坚持的慈善捐赠。短短一年，斯科特股价翻翻儿。许多高管以为就此搭上邓拉普的财富顺风车，跟着邓拉普大量购入公司股票。 不过斯科特纸业毕竟是个制造企业，靠着投机倒把很难“扭亏为盈”，业界对邓拉普的“一顿操作”并不看好。就在邓拉普接管公司18个月后，邓拉普携市场唱衰之势，以90亿美元的价格，把公司卖给了竞争对手。这笔钱为邓拉普和华尔街支持者带来了丰厚回报。邓拉普从自己所持的斯科特公司股票期权中，就赚到了1亿美元。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邓拉普的企业股权“大炼金术”一直都是美国企业家的“正常操作”。其他类似邓拉普的CEO，对通用电气、IBM、通用汽车、AT&T等大型企业施行了类似的野蛮手术，不仅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和外流，还制造了大批的失业人口，让无数企业中高层的个人财富蒸发殆尽，展开了对中产阶级财富更加直接的掠夺。 电影《华尔街》非常细腻地描写了金融投机商利用股票投机搞垮实业企业，打压工会的全过程。结果就是，2011年4月，超过2500万美国人失业。近1.5亿中产被抛弃，超过9000万低收入美国人挣扎在贫困线下，或者在贫困线上徘徊。 暴击中产阶级 华尔街金融寡头不仅拿走了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还对住房和养老金这两个中产阶级安身立命的必要保障下手。 2008年，美国“两房”债务危机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疯狂信贷扩张暴露于外，早在2008年之前，与房地产捆绑的银行信贷就在以各种形式，巧取豪夺中产阶级的买房资金。 一位名为布雷·海勒的三十岁“成功人士”就是这样一位受害者。2003年，她入职一家抵押贷款公司，从事放贷业务，随着信贷市场的扩张，她的业务发展也突飞猛进。2006年9月她申请了50万美元的房贷，用于购买第二套房产。然而两个月之后，由于东家华盛顿互惠银行突然限制公司的贷款项目，布雷的薪酬断崖式下跌，从9月的13374美元，掉到11月的2288美元。 无力偿还房贷的布雷以为银行会停掉她的贷款，但没想到，在她申请贷款时，银行篡改了她的申请条件，将她列为“年薪一美元贷款人”，并向她收取更高的贷款利息。这种高息贷款被广泛应用于其他收入不稳定的客户，但布雷对此并不知情。她不仅失去了大部分收入，还不得不背负高息贷款。布雷只能卖掉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和男友一起与房贷搏斗了好几年。 遗憾的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她没能坚持下去，2010年春，她的第二套房产被银行强制拍卖，此时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灭，售价远低于贷款余额。短短四年，布雷从一个手握两套房产的“优质”中产女性，变成了居无定所又负债累累的“无家可归者”。 类似布雷的受害者在美国不在少数。不堪忍受高房贷或高房租的个别白领选择放弃定居，住在自己的汽车里，由此造成了美国城市中的大型后现代“刻奇”现象：城市“游牧”居民。 ▲ 美国各州金融危机十年前后的房价对比 颇为讽刺的是，投机资本不分国界，在南美及世界其他地方掀起的金融投机浪潮，与美国国内的金融投机具有高度关联性的逻辑同构关系。“两房”债务卷积了占总投资30%的境外资本，但比这更严重的是那70%的美国国内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很多人的养老金就此血本无归。(中国也曾持有超3000亿的两房债券，也有说法中国被套牢，但后来两房都缓过来了，而且两房债券一直都是AAA评级，所以说血本无归是没有依据的。) 中产阶级为晚年准备的庞大养老金储备，早在1978年，就被银行资本盯上了。这一年，国会将美国养老规划的401K计划纳入税法，这本来只是共和党议员巴伯·科纳布尔给几家纽约州银行的好处——以养老金为由，给企业高管避税。里根时代，401k计划覆盖到全部企业员工，而基金行业意外发现了海量商机。 里根政府革新401k的目的，是削减政府的养老保障支持，让国民自理养老金，基金公司则以此为契机，吸收社会中的养老金，将其投入股票、基金市场，并基于委托管理人丰厚的汇报承诺。到2004年，参与401k的美国人高达4400万，总额高达2.2万亿美元。401k与社保一道，成为中产阶级退休收入的两大支柱。 对于企业而言，401k真正的利好，是免除了企业支付员工养老保险的负担，把员工的个人财政安全推到股票市场的轮盘赌之中。半数美国工人没有获得雇主制定的退休金方案，大约40%参加了401k计划，或类似的养老金体系。 2008年，股市崩盘让投资者损失了8万亿美元，6000万401k的参与者遭遇了当头一棒。即便损失不严重，微薄的投资利润还要被负责管理的基金公司啃掉一小半。这一部分让华尔街的基金公司可以毫无风险的收获利益，而风险则完全由参与者承担。 包括住房和养老金在内的金融投机游戏，令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财富大量消耗。但这些“蒸发”的财富被悄悄转移到了资本集团手中，在近30年的时间里，持续拉大美国的贫富差距。 尽管克林顿时代的新技术革命为美国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随着新技术红利的逐渐耗尽，里根时代埋下的新自由主义“毒瘤”，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逐个爆发，成为当前美国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而特朗普这样的非主流总统能赢得大选，也是因为那些失业又备受资本家盘剥的普通工人真的受够了。 民主的“病变” 政治学者巴特尔斯在书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在30年镀金繁荣的表象下，美国民主制度的“病变”比任何时代都要严重。华盛顿被涵盖180万家的六大商业利益集团的说客包围，企业和商贸协会建立了2593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而工会只有272个，资本家与工人的力量对比高达14：1，这还不算动辄就能动员上千名前政府要员的华尔街。 中产阶级财富的流失也让他们日益失掉政治上的话语权，他们曾是美国60年代民权运动的主力。但现在，他们已无太多舞台彰显自己的利益。一切正如希拉里赤裸裸地宣讲一样，美国社会属于资本家，不属于人民。 在良性政治参与渠道淤塞之后，中产与底层人民要么被极端意识形态俘获，要么只能压抑自己的怨气，在突如其来的契机中彻底爆发，纽约地铁骚乱不过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可以想见，在根源性问题愈演愈烈的美国，这样美丽的风景线只能越来越多。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美国极力向世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如今新自由主义政策正祸及美国，反噬自体。 不过，美国可能依旧会挥着自由人权的大棒，“振长策而驭宇内”，丝毫不顾自己的一身虱子，这种高度的文(臭)明(不)自(要)信(脸)，真是比中国“先进”太多了。 (铁血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