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当暴民统治时，每个人都是靶子。”文章声称特朗普的“暴民政治”将带来麦卡锡以来共和党始料未及的危险和威胁。
作者用了一个如此古老的词汇：“暴民政治”（Ochlocracy）。
时间转到今天，这个标题用来形容当前之香港，竟然无比贴切。在不解政治学术语的普通民众面前，香港“废青”用自己的愚蠢和暴行生动解释了何为“暴民政治”。
星期一这天，香港“废青”再度出动“炸街”，一名男子上前理论，反对激进示威者胡作非为，却被泼上可燃液体直接点燃，该男子瞬间化为一团火球。
在警察上街镇暴过程中，又有暴徒试图袭警夺枪，被警察开枪击倒。
疯狂数月之后，这一声枪响终于让等待已久的西方媒体无比兴奋，霎时间断章取义的舆论抹黑铺天盖地。
看那香港街头的一片狼藉，看那香港地铁站滚滚浓烟与熊熊火焰，看那成群结队的“黄尸”四处烧打，这就是一幅荒唐而野蛮的当代图景，足以诠释何为“暴民政治”。
没有人会从中幸免，放纵暴行摧毁秩序，每一个人都将成为暴行的活靶子。
那个不幸的受害大叔，正是香港市民的命运写照。
人类历史上从不缺乏秩序瓦解、暴力横行的戏码，但暴力降临自身头顶，永远都是令人始料未及的事情。
恐怕香港人也从未想过，自己的某些“优越感”和“先进”的社会制度，居然迎来了灭顶之灾。
▲ 在车厢里瑟瑟发抖的孩子
这一幕发生在香港，而不是叙利亚
不好好学历史的人，不仅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也无法从人类有过的政治灾难中汲取教训。并且，那些时常以英语国家殖民历史为荣的人，显然英语也没有好到洞察出Ochlocracy与Democracy的共同词尾，这两个概念都源自古希腊语，从构词上我们就能看出它们的相生相伴，暴民政治的概念衍生自民主政治。
发明这个词的人，是希腊化时代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在其《历史》一书中，波利比乌斯一边讲述着罗马人崛起的历史，一边探讨着罗马的政体。
在这里，他依然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不过他用了“暴民政治”这一新概念，来描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不断抨击的“坏的民主”。
不过，“暴民政治”并不等同于“多数人的暴政”。
区别就在于发起“暴民政治”的人不一定是多数，也有可能是一小部分。
也许在常人的逻辑里，不安分的一小撮很难掀起大风大浪。但有时也要分在哪，在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城邦”里，一小撮不安分的暴徒聚众上街，抢班夺权，同样会引发灾难性后果，不论古希腊还是现在。
▲ 11月8日，玻利维亚女市长遭暴民喷漆、拖街羞辱后跪着辞职
“暴民政治”会造成很多无辜受害者，他们或成为暴徒攻讦的对象，或丢掉性命，或严重受伤，即便是没有伤及性命，也会因公共秩序的瘫痪、公共设施的破坏，而遭遇诸多生存困难。
我们熟知的苏格拉底，似乎就是死于“暴民政治”之手。
但严格来说，戕害苏格拉底的是“多数人的暴政”，在雅典遭受“暴民政治”荼毒最深的，往往不是苏格拉底这样四处游荡的“悠闲”知识分子，而是执法者。
比如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米尔提亚德等杰出军政人物，即便他们为雅典公共福祉做出了贡献，一样被判流放或被“扔进地坑”。
就连历史书中大书特书的伯利克里，都有侥幸逃脱死刑的狼狈时刻。
还有打赢阿吉纽西海战的八个将军，凯旋后立即被判处死刑。
“以众暴寡”是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但“暴民政治”却是群体聚合起来，以“正义”为名，任意施暴。
执法者恰好是可以被标定的“正义”对立面。
在一座城市中，公共权力的缩影，恰好就是负责抑制暴力行为的警察，因而警察也会成为“暴民政治”的直接攻击对象。
不加规范的民主制度自然会衍生出“多数人暴政”，而“暴民政治”则是受歪曲意识形态煽动的群体性运动。对于一座小城邦而言，如此暴烈的群体性运动不亚于一场“内乱”。
这在古希腊时代就早有先例。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科孚岛上的柯基拉城邦就是如此。只不过城邦里煽动群众的意识形态基本是外部输入的。先是寡头党人在议事会会场上屠杀了50多名平民领袖。他们被驱逐后，又想方设法阻断柯基拉的交通和粮食供应，进而引发饥荒。民主派则怒不可遏，引来雅典军队摧毁寡头派，再次以屠杀的方式回应寡头派。
暴民政治的恐怖力量书写了一部漫长的“烧人”史。波利比乌斯之所以在一部历史中谈论罗马政体的问题，也是因为即便在希腊化时代之后的罗马，暴民同样盛行一时。罗马共和国末期，在罗马广场上“头目与民众的结合掀起暴乱和内战。”
保民官提比略是最早利用“暴民政治”谋利的罗马贵族。突破共和传统，将生杀予夺大权交予人民，看似维护民众利益，实则是提比略为了巩固自身权力，打击政敌和贵族元老的手段。这种手段掀起了罗马城一波又一波的冲突，最终始作俑者提比略死于骚乱，自己成了“殉难者”。
自此之后，无论是马略、苏拉，还是凯撒，政治领袖深谙驾驭暴民政治之术，罗马城内掀起一次次腥风血雨，“烧人”无数。而凯撒自己同样死于暴民政治。
▲ 凯撒之死
如果说这些历史过于遥远，那么近世以来的暴民政治同样不在少数。16世纪，“暴民政治”一词自古希腊语经法语传入英语，在之后的政治动荡和英国内战中一语成谶。清教徒激进的群众运动，导致了近20年的暴力肆虐和政治动荡。克伦威尔的军事统治便是其直接产物。
一百年后，同样的暴民政治又在法国上演，雅各宾派的断头台成了以“人民”名义“烧人”的舞台，受害者达两万。正因如此，托克维尔后来在书写《论美国的民主》时，还要借美国的民主政体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教训。
即使在今天，暴民政治也从未淡出人们的视野。从叙利亚乱局到乌克兰骚乱，再到今天全球的“遍地烽火”。所谓暴民政治，不分立场和具体意识形态的区别，都是在某些意识形态鼓动家的鼓吹下，假以“正义”的庇护，视他人为敌，进而伤害他人，最终与他们所谓的“正义”背道而驰。
美国政治学者沃格林，将这些意识形态鼓动家描述为“低俗者”，因为他们不足以把握人的存在真相，将虚幻的“真相”灌输给他人，也就是格雷塔一样的人物。
更有一些具备认知能力的知识分子，却“自觉充当知识骗子”，只为维持某一个意识形态，以便允许他以道德名义支持对人实施暴力行为。
在如何预防暴民政治的问题上，波利比乌斯和托克维尔都表达了一些类似的观念，即混合政体的缓冲作用，以及法律秩序的必要性。
政府权威或许是暴民政治冲垮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但现实往往是，暴民政治汹涌的地方，政府权威反而缺乏有效维持秩序的手段，秩序的溃散令暴民政治常态化。
显然，当警察们也无法阻止暴民政治“烧人”时，暴力的升级和扩散，也就是时间问题。
激进的暴徒，迟早会以各种名义动用恐怖主义手段，按自己的喜好划设敌我，滥用私刑。
秩序瓦解后的城市，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是“万人对万人”的“战争状态”，裹挟其中，没有一个人会得以幸免，只能逃离。
这一幕只能在末日电影中看到的景象，其实就是暴民政治的常态。
或者说，人类对于社会秩序瓦解的末日想象，恰好来自于类似的现实经验。
正因如此，暴民政治的问题很难轻易甩掉。当一个地方涌现出无法遏制的暴民政治时，那里所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最严峻的。
按照沃格林的原话，“低俗之人创造并主导了知识氛围，在那样的氛围中，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才有可能上台…只有当社会环境被低俗者彻底摧毁时，那种残暴才能出现，这种低俗精神的代表才得以上台。”
沃格林将暴民政治的根源归结于人心的“失序”。因为启蒙运动的世俗化，使得宗教性观念得以祛魅化，但现代意识形态又重新赋予人“类宗教”意义，进而追求突破个体限制的“超人”状态，将内心的狂暴一并释放。
沃格林的解释过于抽象，其实暴民政治与一般社会运动的本质区别，是其突破了社会秩序的基本底线。摄于意识形态感染的个体过度激进化，且社会失去了对其的限制，最终逾越文明的底线。
这与人基本的生存条件严重背离，毕竟人不是意识流，人需要在稳定的秩序结构中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即便是在香港这种标榜法治的地方，当暴民政治显露出征兆时，迟早会化为一声枪响，进而演化为暴力行径，成为“烧人”历史的一部分。
这与“废青”们选择自己是谁并无太大关系，他们只是在扭曲意识形态的挑动下，释放自己心中最为丑恶的一面，没有被卷入其中的人，也有无数冷眼旁观者。
或许我们该问香港人为什么是这样的？
如果套用沃格林的话语，这也许就是港人的心灵“失序”，它印证了香港社会肌理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这套源自于殖民母国的社会体系，始终蕴藏着不稳定的因素，使得这里走上类似的道路。
所谓心灵失序，在这里恰是殖民主义的遗祸。
如果你总是阻止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究竟是谁，并且不断隔绝他维系生存所必要的秩序资源，他迟早会成为野兽，进而成为一群行为失控的“僵尸”。（蒋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