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地铁涨价三毛钱（折合人民币），却引发了智利近年来最严重的骚乱，局势一度失控，以至于智利不得不放弃举办APEC会议。
为了三毛钱去烧市政府，这听起来就像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一样“神奇”。其实这已经是今年圣地亚哥地铁第二次涨价了，并且原来的起步价是800比索，合人民币约8元。各位想想国内一二线城市的地铁票价，如果有一天上下班要花现在五到十倍的费用，那会是怎样一个“魔幻”的世界？
非常巧，这个“魔幻”的世界，正好就是鼓吹私有化的恨国党们向往的天堂。智利的今天，是整个拉美国家发展困境的缩影，而“拉美化”问题的本质，并非拉美国家自身有问题，而是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平等，其根源就在于美国霸权。
国内媒体时常会关注“拉美化”问题，谓之“中等发达国家”陷阱。智利与中国虽远隔太平洋，但一定会在命运的时空中交汇。正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美丽现实在哪里？
南美洲形状如锥体，在这个“锥体”的下半部分布着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家，合起来称为“南锥国家”。
“南锥国家”好像地球那边的神秘世界，我们知之甚少。但是历史的奇妙就在于，远隔万里的人们，会因某些相似的“缘分”，让命运交织。
新中国的历史，肇始于1949年。“南锥国家”的故事也起始于这一时代。
新中国里，人民当家做主，一边畅想着强大的祖国，一边开天辟地搞建设。在“南锥国家”，人们同样畅想着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美好世界。若说当时新中国和智利有何共同之处，大概就是同属发展中国家，都走在建设祖国的大路上，人们都在问，那美丽的现实在哪里？
1950年代的世界，新中国的建立让发展中国家备受鼓舞，许多国家开始向毛泽东思想靠拢，寻求建立强大的国家政府以维护民族独立，其中也包括智利。
时逢二战刚刚结束，发达国家在反思战争悲剧的同时，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根源同贫困联系在一起，消除法西斯，必须改革经济模式，让市场经济必须保证足够的尊严，以免人民对自由市场感到幻灭。诞生于二战前的凯恩斯主义被发达国家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发掘出来。虽然凯恩斯在1946年就去世了，但福利国家规范的建立，让这位剑桥学人的理想照进现实。
两种思潮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交汇成一股全新的力量。1950年代，设于智利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迎来了一位新主席，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类比施。在他13年的任期中，他用一种名为“发展主义”的经济理论教导南美国家。
所谓“发展主义”，就是倡导发展中国家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不能依赖对发达国家的资源出口。因为发达国家占据着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优势，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单一化和经济结构畸形。要打破这种困境，不能只靠市场自发机制，必须要发挥国家力量，保护工业投资，管制外资的进出，甚至需要将矿产、石油和其他重要产业国有化，以便政府能获得一定收入，用于财政投资。
这种思路与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不谋而合。只不过“南锥国家”发展基础更好，在1950年代就成了教科书式的成功案例。
在智利和阿根廷，基建投资如火如荼，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政府给予企业慷慨补贴，鼓励他们发展制造业，生产汽车和洗衣机，并且以极高的进口关税保护民族工业。
这种政策效果显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为共和国打下工业基础之时，南锥国家已判若欧美。智利和阿根廷都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国民享有免费医疗等福利，孩子们享受到了优厚的公立教育。尤其是各国政府都置下庞大产业。莫说地铁，当时智利的基建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远远好于今天。
南锥国家的成功表明，只要有聪明、务实的政策，并积极推行，发展中国家一样可以追赶上发达国家。这是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鼓舞。
然而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并不这么看。凯恩斯主义和发展主义都倡导保护中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企业主和股东被迫通过税收和劳工工资，重新分配一大部分财富。尽管这能让所有人都过上富足的生活，可是资本家认为，没有这些他们能过得更好。花旗银行总裁里斯顿就站出来主张废除企业税和最低工资标准。
魔窟，1953年
1953年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不过世界对这位二战老兵似乎不太友好。
朝鲜战场上，人民志愿军让美军和盟友们撞了一鼻子灰。全球经济体系中，发展主义正在全世界扩散。伊朗总统摩萨台实现了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号召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美国国务院还特别关注着南锥国家的经济成功。
▲ 摩萨台总统画像
在拉美做生意的欧美企业也纷纷向政府施压，他们的货物被南锥国家拦在境外，当地工人要求加薪，而资源、能源、金融都被当地政府牢牢控制，严重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
英美外交圈的一丘之貉同样掀起了一股潮流，要掀翻发展主义国家，把南锥国家几年来积攒的家底，变成资本家唾手可得的资产包。
就在新中国与美国签署《朝鲜停战协定》的这一年，美国中情局策划政变，推翻了伊朗和危地马拉支持发展主义的政府。伊朗政变得到了英国石油公司的支持。而危地马拉，仅仅是因为政府的土地改革触动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一个卖水果的比划两下，就能推翻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不是这些事件的衬托，我们无法想象朝鲜战争的胜利对于新中国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 美国联合果品公司
不过铲除智利和阿根廷等国的发展主义力量要更加艰巨。美国人的策略是，从内部攻克，先在智利内部创造一个充塞带路党的“魔窟”。
还是1953年，两个美国人在智利首都会面。一位是美国国际发展署智利部主任帕特森，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舒尔茨。两人都对普雷比施等南美发展主义经济学家恨之入骨，称他们为“粉红”经济学家。一拍即合之下，两人搞出了一份“援助”计划，要把发展主义的堡垒圣地亚哥变成自由市场的试验场。
▲ 芝加哥大学
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让美国政府出资让智利学生到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用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理论给他们“洗脑”。舒尔茨也拿到了一笔经费，亲自前往圣地亚哥搞经济调研，“训练”当地的学生和教授。与美国其他千奇百怪的南美“援助”计划相比，这个计划毫不掩饰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计划在1956年执行。1957到1970年间，先后有100名智利学生在芝加哥大学深造。恶名昭彰的智利“芝加哥男孩”就起源于此。
为了给智利学生彻底“洗脑”，计划执行人哈伯格特别设立了一个“智利研讨会”，让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针对南美国家的问题提出充满意识形态的诊断，然后提供如何“矫正”问题的“科学处方”。行事做派，如当今某些国家的中国问题“智库”如出一辙。
据当时在弗里德曼门下求学的经济学家法兰克回忆说，智利的所有政策都被放在显微镜下找缺点。社会福利、产业保护、国有经济，这些让智利社会蓬勃发展的手段，都成了教授们口中一无是处的东西。
哈伯格每次访问圣地亚哥回来，都要拼命抨击智利的医疗和教育体制，说那是“寅吃卯粮的荒谬尝试”，尽管智利的医疗和教育是拉美国家的典范。
当第一批智利学生回国时，他们已经变得比弗里德曼还要弗里德曼。在智利天主教大学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学府，这群狂热的弗里德曼信徒建立起全新的经济学系，采用与芝加哥大学一样的英文教材，逼着学生死记硬背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宣传他们的教导是“纯粹”而“科学”的知识。这里很快成了圣地亚哥市中心的小芝加哥学派，也可以说是智利“公知”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群魔乱舞的“魔窟”。
▲ 智利天主教大学。芝加哥大学原计划与智利最好的高等学府智利大学建立“援助”关系，结果被智利大学校长拒之门外，只得转向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智利天主教大学，当时这个大学还没有经济学系，更适合传播芝加哥学派的“教义”。
芝加哥大学在1957年递交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所，该计划的核心目的是训练一代的学生，“使他们变成智利经济事务的思想领导者。”作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扩张手段，可谓无耻至极。然而其效果却令人大跌眼镜。
1970年，智利迎来新一轮大选，三个主要政党都坚持发展主义道路，都支持把美国公司控制的铜矿收归国有，原有经济政策丝毫没有动摇。智利“公知”拼命忽悠好几年，在选举中根本没人搭理他们，毕竟人民群众又不是傻子，真金白银的发展红利岂是一两个“公知”摇唇鼓舌就能抹杀的？
▲ 阿连德总统
阿连德总统领导的人民团结阵线赢得了1970年大选，他们在选举中承诺政府将接管更多外资控制的产业。阿连德总统与切·格瓦拉一样，都是悲剧式的英雄，他本可以领导智利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但一场军事政变，给他和繁荣的智利都画上了血腥的句号。
魔幻踏入现实
灰头土脸的智利“公知”在舆论和选举中全面败北。可是天下“公知”臭不要脸的精神可是一脉相承。恰好此时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尼克松“有一套富于想象力，且大体上有效的外交政策”，弗里德曼极其推崇尼克松总统。
▲ 尼克松访华
访问中国便是尼克松取得的历史性外交成果，但他的“想象力”不仅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还在见不得光的角落里“大显身手”。当尼克松听说阿连德当选总统，便对中情局局长赫姆斯下达命令：“让经济尖叫”。这个在毛主席面前略显紧张和生涩的美国小子，背地里照样一肚子坏水。
这道命令背后，是美国企业的集体鼓噪。1968年，美国对外投资总额有20%在拉美，利润丰厚。美国矿业公司在此前15年的时间里，对智利铜矿业的投资高达10亿美元，并且已经将累计72亿美元的利润汇回了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掌握着智利电话公司70%的股权。而阿连德要把这些流失的利润重新拿回去。
阿连德刚赢得大选，由投资智利的美国大企业组成的智利特别委员会便展开游说，要求美国政府在智利制造“经济崩溃”，以便阻止阿连德的国有化计划，他们构想出很多制裁手段，包括停止对智利的贷款，暗中要求民间银行和外资银行终止智利的贷款业务，延迟采购智利铜等。
▲ 智利铜矿坑，面积之大堪称“上帝之眼”
这些企业甚至擅自为尼克松政府拟定了一份策略，其中明确要求策动军事政变，“联络智利军方的可靠来源”，这些企业还为智利内部的反对势力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经费”。不过他们招数用尽，阿连德总统依然屹立不倒。气急败坏的美国资本家们终于在1973年如愿以偿，军事政变降临智利。
▲ 皮诺切特
军事政变的领导者是皮诺切特将军。从一开始，他就完全掌控了陆海空三军和警察。在中情局的策应下，皮诺切特指挥军队包围了总统府。阿连德和36名支持者拒绝投降，军队就向总统府发射了24枚火箭弹，总统以死扞卫着自己对国家的忠诚。
▲ 1973年智利政变
早在政变前几年，来自中情局的美国教官就已经渗透进智利军队，他们在智利军队中煽动起反共狂热，进而成功策反了军队。智利持续160年的和平与民主，就这样被号称民主灯塔的美国推翻了。
政变是令所有“芝加哥男孩”和智利“公知”兴奋的事情。政变第二天，他们就把自己的政策主张塞进军政府要员的手中，里面的主张无非三点：私有化、开放管制、削减社会福利支出。
皮诺切特富于野心，独裁专断，可他对经济一窍不通。因为美国企业的联合抵制，政变后的智利经济正有摇摇欲坠的危险，而军队内部又有权力斗争，一部分人只想回到阿连德前的旧状态，尽快恢复民主政治。这是皮诺切特不能容忍的，“芝加哥男孩”送来的国家改（毁）造（灭）计划，恰好迎合了皮诺切特的胃口，他要彻底改造智利。
皮诺切特立即任命几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担任高级经济顾问。在政变后的一年半，皮诺切特忠实地执行着顾问们的建议。这些人信誓旦旦地承诺，只要皮诺切特完全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市场中的一切问题都会“自愈”。
结果，1974年，智利的通货膨胀率高达374%，居世界之冠，面包等民生必需品价格直上云霄。失去产业保护，廉价的进口产品迅速垄断市场，击垮了当地产业，大量智利人失业，本地企业大批破产，饥荒四处蔓延。
除了外国资本和一小撮金融买办，所有的智利人都成了受害者。面对惨淡的现实，“芝加哥男孩”并不承认失败，而是在1975年把弗里德曼请到智利来，给皮诺切特政府“对症下药”。
当然，糟老头子坏得很，弗里德曼罔顾事实赞扬皮诺切特政府的经济政策，并且鼓励他进一步尝试“休克疗法”，放手拥抱自由市场。
喝了弗里德曼的“毒鸡汤”，皮诺切特在1975年一鼓作气削减了25%的公共支持，而且一直削减到1980年，把近500家国营企业和银行近乎免费一般，奉送给外资和私人资本。从1973年到1983年，智利总共丧失了17.7万个就业岗位，到1980年代中期，制造业全国经济占比已跌到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也就是说，当中国开始踏上改革开放的征程时，智利正在以癫痫一般的速度倒退至我们的起跑线。
智利经济萎缩了15%，失业率攀升到20%，失业危机持续数年。上面那位披露芝加哥大学“洗脑”计划的经济学家法兰克，亲自计算过此时智利人的生活收支，一个智利家庭约74%的所得完全用在购买面包上，喝牛奶和撘公车都成了需要节省的“奢侈消费”。在阿连德时代，面包、牛奶和车票加在一起也只占一般劳工薪水的17%。
所以你以为今天智利人为“三毛钱”上街是吃饱了撑的？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地铁就成了智利人日常生活中的“奢侈品”。
这还不算完，皮诺切特甚至引进了弗里德曼最前卫的政策，取消公立学校，以教育券和特许学校代之，医疗支出改成现收现付，幼儿园和墓地全盘私有化，甚至连社会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了。这种脑洞破天的经济改革吸引了全世界自由放任经济的支持者，包括哈耶克本人，也多次跑到智利围观皮诺切特的改革。
私有化不仅败光了战后智利为自己置办下的全部家底，还给智利凭空制造出一大堆国际债务。这都拜赐于金融买办和外资的暗箱运作，私人资本从银行大量贷款收购智利的资产，将债务危机甩给智利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趁此机会怂恿智利政府举债为银行抹平账务，将债务转嫁给政府，进而转嫁给全体智利国民。
1982年，智利失业率飙升至30%，是阿连德时代的十倍。积累起来的债务高达140亿美元。极其讽刺的是，在1980年代保护智利经济免于崩溃的，不是弗里德曼的“休克”药方，而是当初阿连德总统国有化的铜矿产业，皮诺切特一直舍不得将铜矿私有化，铜矿产业创造了智利85%的出口收入，保障智利金融泡沫破裂时，仍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到1988年，当经济再次稳定下来时，已经有45%的智利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增加了83%，直到2007年，智利依然是全世界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在联合国社会不平等调查的123个国家中，位列116，倒数第八。
“芝加哥男孩”的经济政策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短短数年内，智利经济就形容枯槁，财富迅速汇集到一小撮买办和金融资本家手中，中产阶级和工人无以为生。战后智利兴建的基础设施，全部成了资本家盘剥民众的工具，从摇篮到坟墓，智利人身上插满了无数吸管，买办和外资就像一群蚂蟥，榨干智利的每一滴血。智利人自出生以来，就背负着沉重的国家债务，他们无法享有曾经富裕殷实的生活，只能沦为资本家的“农奴”。
当中国崛起一路高歌猛进之时，太平洋的那边，智利却在以惊人的速度从我们梦想的“小康社会”跌落至深渊。那地铁的“三毛钱”，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我们与智利人的命运是相向交叉的，不过天下的“公知”依然是一副面孔。
现实撞向魔幻
表面上看，智利问题的根源在于“智利模式”的失败，但实际上，发展主义经济学家指出的世界经济体系不平等只是冰山一隅，全球政治体系的不平等同样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
智利不是没有聪明、务实的经济政策，也不是没有勤劳肯干的人民，它只是没有能力扞卫自己的发展成果，真正意义上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自由放任经济的恶果，并非出于智利的自主选择，那背后是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平等。
位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心的正是美国霸权，发达国家经济中心优势只是美国霸权的组成部分之一。发展中国家自然可以通过内部经济政策调节经济结构，以内平衡调节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外平衡，把国家带上勤劳致富的工业化道路。但是发达国家同样可以通过政治权力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让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的“殖民地”状态。
智利至今仍在困境之中，也说明这一全球不平等的状态，仍未得到解决，而且还要加剧的趋势。美国霸权掏空了世界上所有能掏空的国家，而资本利益集团形成的寡头效应又反过来抑制了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战后美国那一套依靠国家扶持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革新的政策早已被抛弃，取而代之的就是养肥了利益集团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美国自身供血不足时， 当然还要继续出去吸血，不过如今全世界还能让美国资本家们饱餐一顿的地方，只剩那472.8万亿资产和13亿人了。
对的，这就是中国和智利的命运交汇点。今日之中国，恰如彼时之智利，我们的现实，正在对撞南美的魔幻。中国的“芝加哥男孩”、“私有化公知”、“恨国党”们正在做着同样的美梦，把中国经济变成美国的大“资产包”，把中国四十年来攒下的基建和财富变成美国资本套利的工具，把13亿中国人变成替资本家做工的廉价劳工，待美国资本饕餮之后，再去争当那垄断财富的一小撮，躺在遍地骸骨之上坐享其成。智利的地狱，就是他们的天堂。
不过，“魔窟”里的魔幻现实恐怕要遇上自己的现实魔幻了。四十年来，中国不仅在埋头赚钱，还在全面提升国防能力和政府治理能力，为扞卫自己的财富扎紧每一道篱笆。
最后，还是奉劝他们一句：
看在我们以德服人的份儿上，做个人吧。遍观未来寰宇，你们真的时日无多了。智利的骚乱，不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失败，更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失败，它为资本主义世界敲响了丧钟。
▲ 抗议标语：新自由主义在智利诞生，也将死于智利。
骚乱之火已然烧到了美国纽约，正所谓天作孽，尤可为，自作孽，不可活，20世纪霸权主义罪恶的始作俑者，终将迎来命运的审判。（蒋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