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接连不断地涌来，使溥仪惊恐万状，他找政协机关请示。但是，政协组织已经不能正常工作，机关领导也是处境艰难，自身难保，只能让他们去找派出所和街道组织解决。他来到管区内的福绥境派出所。派出所也不敢和红卫兵作对，不敢反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但是考虑到溥仪的特殊身份，考虑到事关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他们决定向上级部门请示。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很困难的，无论北京市公安局，还是国家公安部，都不敢贸然在一些敏感的具体问题上擅自表态。这时有人想起了周恩来，他们知道，溥仪特赦以后得到总理的关照最多，于是，他们尝试着接通了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电话。答复是明确而令人鼓舞的：对于已经改造而成为公民的溥仪先生，应该加以保护。有了尚方宝剑，福绥境派出所的同志高兴地告诉溥仪说："问题解决了，今后遇有异常情况打个电话来就行。"溥仪也乐了，立即掏出随身携带的长二寸、宽二寸半的横式小通讯录来，记下了当时在场的人员姓名和电话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