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离开重庆前不久，和蒋介石最后一起用餐时，他还提出要对南京、上海的失守负责，国民政府应总辞以谢罪天下。蒋忿极，认为这才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起身拂袖而去。汪氏与其说是"领袖欲"，还不如说是"表现欲"，即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顾一切救民于水火。这与他当年谋刺清摄政王的行为动机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种动机，两相比较，"默契说"太牵强，不合整个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最能说得过去的是第四种动机，即固信中国抗战难以取胜，不如早和，以争取主动，免遭更大的损失。当时的情况是，东北早已为关东军所据，成立"满洲国"；蒙古建立了独立的亲日政权 ；华北经过"特殊化"自治阶段，亦被日军占领 ；华东、华中和华南，除长沙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城市皆沦为敌手 ；中国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锁 ；国军精锐部队在抗战初始就已经将老本拼光，中国军队无论从装备、素质、供养等方面皆远不及日军，中国正规士兵对日本兵的战斗力是三敌一 ；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着将来决一死战的危局 ；苏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英美各国即使参战，似乎也难以抵挡穷凶极恶的日军攻势，中国是孤立无援地对付日本 ；中国社会结构涣散，国库空虚，前清及军阀混战时欠下的大量赔款、债务无力偿还，经济随时可能崩溃……总而言之，"它很像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这次的战争，中国不能打，也不应该打。但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别无选择。"(黎东方 ：《细说抗战》)
汪精卫在对日议和中，其个人表现的勇气和一定的原则性，连日方都为之敬重。据胡兰成回忆，当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清水重三，曾参加多次汪精卫与日方的重要会见，私下叹道 ："我在旁看着，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渺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胡兰成 ：《今生今世》，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 年版)
日汪和约，当然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对于签订不平等条约者，一概斥之为汉奸，如秦桧，如李鸿章。汪精卫就更不用说了。苏俄逼使中国允许外蒙古独立，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借故推脱，乃至辞去外长，为的就是不担汉奸罪名。南京失陷时，日本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份"和约"，汪精卫劝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孔不敢签 ："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了两颗子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