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源头"的洪水滚滚而来，所有遏制物价上涨的方案都无济于事。纵使宋子文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了。
宋子文的"独断"做派，也让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非常不满。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大权独揽了整个敌伪产业和物资的接受处理大权，全力扶植他控制下的资源委员会和中纺公司，并一切政策明显倾向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不让CC系、政学系有染指的可能。
他极力扶植大国企"与民争利"的产业政策，也使曾对他抱有期望的工商实业界失望。抗战胜利之初，正值纺织业的黄金时期，荣氏家族、裕达华纺织公司等曾以同业公会的名义，请求政府将敌伪纱厂之纱锭设备分配赔偿给各民营厂商。宋子文发表书面讲话，直截了当地表示：与其让少数私家富豪购入敌伪纱厂而经营发财，还不如让国家来赚这个钱。
这不过是宋氏"统制经济"思想的体现。更迫切的是，他需要为国民政府战后的财政困难找到资金来源--当时，纺织业的行业利润高达100%以上。
中纺公司借助各个重要环节的特殊待遇很快占据了垄断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工商业资本的普遍凋敝：在成都，工业企业1946年上半年便倒闭了三分之二，收复区的民营工厂大部分濒临破产；1946年6月至10月，上海工厂倒闭了1600余家，工业产量仅为战前的1/4。
客观地说，中纺也起过一些平抑物价的作用。但是，它有着所有垄断型大国企的"通病"--效率低下、管理混乱、舞弊现象严重。在物价飞涨、公务员普遍生活水平下降之时，中纺员工享受着"超额利润"：一个底薪为400元的中纺职员，每个月可支取实薪48万，远远高于其他单位公务员的待遇。
围绕着中纺公司问题，孙科为首的立法院发起了针对宋子文的严厉质询--他们要求他就中纺的高额利润分配、员工的高薪待遇问题等做出解释。然而，宋子文并没有在1946年6月8日的例会上如期出现。这让立法委员们极为愤慨，继续就宋子文领导下的行政院有关政策进行全面的质疑。
对利益和权力分配不满的CC系、政学系也在舆论上发起攻势。从1946年7月开始，CC控制下的《申报》就中央银行对金融、黄金、物价涨跌等方面的管控和影响不断做文章，把矛头指向"财政和金融当局"的实际把控人--宋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