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父亲已经患有冠心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肛门狭窄、便秘等，短短的时间里先后7次病危。父亲的心脏病加重时，由于无锡的医疗条件比较差，医疗小组提议把我父亲转到南京工人医院或者上海华山医院治疗。如果转了院，我父亲可能死不了。父亲病情危急时，南京工人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马文珠去过一次，华山医院专家也去过一次。在当时的条件下，无锡对我父亲还是不错的。当时，我父亲的事，只有市委的头头知道，底下人不知道，但是后来好多人都猜到了。很多警卫发现这个人来了以后，神神秘秘的。他们就看报纸、查资料，差不多就知道"张普"就是张闻天了。
无锡医疗小组的同志们为了防止出现急性左心衰竭，轮班守护在父亲床边，严密注视病情变化。可每当父亲睁眼醒来，总会挥着颤抖的手对医护人员说："你们去休息吧，有事我会叫你们的……"病情刚一缓和，他就会十分过意不去地对负责治疗的医师说："很对不起你们，我把大家拖累了，医院工作忙，叫他们回去吧。"由于抢救需要，医院拟用进口药，父亲知道后，把主管医师叫到床前，不安地说："目前医疗条件已经不错了，不能搞特殊。"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对于治疗，父亲从来不说"我要什么"、"我要怎样"。他时刻记挂的是从庐山会议以后到"文革"十几年"四人帮"剥夺了他工作的资格，他为没能报效国家和人民深深遗憾。他要我母亲在他死后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作为交给党的最后一次党费。为此，他还和母亲写下合约。后来，根据父亲生前的遗嘱，母亲为他上交党费4万元。1981年6月，母亲也向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捐款4万余元，还为王震叔叔成立的教育基金捐出了所有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