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墓前石碑镌刻"宋教仁先生之墓",墓顶安放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墓园正中立宋教仁全身坐像,坐像底座正面刻有章太炎的篆字手书"渔父"。坐像背面富于潜台词的铭文,为"于右任撰语康宝忠书字":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以及最为恐怖的秘密情报系统与秘密会党势力的,一直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以及他的异姓兄弟蒋介石一派人。于右任所担心和恐惧的,因为直笔书写宋教仁案而遭受杀戮的恐怖势力,显然是来自他所从属的国民党内部,而不是已经去世多年的赵秉钧和袁世凯。
据1913年6月26日《民生日报》报道,南下香港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孙文,在香港大酒店接受《士蔑西报》的外国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袁世凯与宋教仁案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有谓北京政府与该案干连,殊属不公。然吾谓袁总统非自有干连,不过系其总理与有干连也,故袁世凯定必略有所知。" 关于孙文在宋教仁案以及此前的陶成章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完全可以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与宋教仁案及陶成章案不一定有直接关联。但是,他对于陈其美等人的暗杀阴谋,"定必略有所知"。
袁世凯政府划拨十万元大洋巨款,交由营葬主任谭人凤营建宋园一事,在现在所能见到的所有宣传文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与谋杀宋教仁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袁世凯,反而被以讹传讹地认定为谋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这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叙述中,却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而不是一例孤立悬案。比起宋教仁案本身,历史有意或无意的误笔,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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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的创建,是各派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其缔造者很难锁定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派。而当年最大的议会政党国民党,却有宋教仁坚持不懈地奔走联络、苦心经营的功劳。借用孙文的话说,为缔造现代化的议会政党而付出生命的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