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第一天和小董之间说过几句话，在头一个星期内，我们几乎就没交谈过。甚至没打过几次照面。因为她起得比我早，我去上课时，她已坐在药房兼她的卧室里看医药书籍了。她很爱她的工作，很有上进心。巴望着轮到她参加团卫生员集训班，毕业后由卫生员转为医生。下午，我大部分时间仍回大宿舍备课--除了病号，知青都出工去了，大宿舍里很安静。往往是晚上十点以后回卫生所睡觉。
"梁老师，回来没有？"
小董照例在她的房间里大声问。
"回来了！"
我照例在我的房间里如此回答。
"还出去么？"
"不出去了。"
"那我插门啦？"
"插门吧。"
于是门一插上，卫生所自成一统。她不到我的房间里来，我也不到她的房间里去。
"梁老师！"
"什么事？"
"我的手表停了。现在几点了？"
"差五分十一点。你还没睡？"
"没睡。"
"干什么呐？"
"织毛衣呢！"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只有那一次，我们隔着一个房间，在晚上差五分十一点的时候，大声交谈了一次。
我们似乎谁也不会主动接近谁。我的存在，不过是为她壮胆，好比一条警觉的野狗--仅仅是为她壮胆。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使我们不得接近。亦不敢冒然接近。但正是这种主要由我们双方拘谨心理营造成的并不自然的情况，反倒使我们彼此暗暗产生了最初的好感。因为那种拘谨心理，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一种荒谬的道德原则规范了的行为。如果我对她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她则大有可能猜疑我"居心不良"。如果她对我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我则大有可能视她为一个轻浮的姑娘。其实我们都想接近。想交谈。想彼此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