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怎么得了！她回到自己房里，关上门哭了一整天，想不出补救这弥天大祸的办法。隔壁住了一位女同志，听到她的哭声，又见她不出来吃饭，敲敲她的门，问发生了什么。胡小为把自己怎么闯的祸一五一十说了。那位女同志问胡小为，看到的人是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胡小为一一说了。这位邻居马上想到这人可能就是李克农。她叫胡小为等着，立即去找李克农。李克农说："这小姑娘真天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把什么都说了。太没警惕，我吓她一下。"胡小为对我说，这一吓，够她记一辈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宣传口工作。有一次耿飙和我谈到执行部时的情况，也谈到了李克农。我说，我至今记得李克农的房里进门是两张沙发，沙发前面有一张小圆桌。耿飙说："就在这圆桌下面发现了国民党安的窃听器。"他说，有一天他和李克农坐在沙发上谈话，不小心把一杯茶打翻了，在收拾茶杯的时候，发现桌下的地板似乎动过，他们把桌子搬开，把活动的地板弄开来。果然发现里面装了窃听器。
我和李克农接触不多，但印象很深。他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
1946年11月，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谈判已经破裂，内战已经开始。《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一部分撤退到香港，大部分派到解放区。那时，我和李普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多年在被称为大后方的重庆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在部队待过，根本不懂得打仗是怎么回事。
11月21日，当我们在一个村子宿营时，政治部的同志通知我们：刘师长（曾任一二九师师长，当时部队许多同志都这样称呼刘伯承司令员）要我们到他的前线指挥所去见他。我们高兴极了。
在我的想象中，前线指挥所一定是摆满了电话机、电报机，并且一定有很多工作人员，忙忙碌碌。这种想象大概是从电影或小说里看来的吧。至于仰慕已久的常胜将军刘伯承，一定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人物。当高帆同志把我们带到指挥所时，我才知道，我的想象又完全错了。刘司令员的指挥所就设在一所普通的民房里，有一盘炕，靠窗有一张很小的方桌，靠墙放了一小盆炭火。我没有看到什么电报机、电话机。只是后来在刘司令员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几次有同志进来简单地报告战场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