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米夫从东方部和中山大学调了一些人参加会务和翻译工作。王明被米夫安排担任重要译员，参加了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父亲和李立三等人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王明看来，都很可笑。
从1931年1月开始，我父亲就开始做各种文艺工作。共产国际开除了他，没工作了，就搞文艺工作。1934年年初，父亲被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继续工作。母亲在后来《回忆秋白》的书中写下分离时的情景："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当时父亲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见面的时间要长一点，所以他买了10个本子，说5本我拿着，5本留给你，因为在苏区不好写信了，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我写在我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回来，可以交换着。
父亲在苏区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他不仅是教育方面的工作，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搞得很出色。写剧本、改剧本，参加演出，他都亲自参与。1939年5月，萧三到延安跟毛主席谈起父亲牺牲时说："如果秋白还活着的话，我们延安的文化工作可以做得很活跃，可惜他牺牲了。"主席也觉得很遗憾。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得知此消息后，据说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患病给了"左倾"领导者留下了借口。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三人团是周恩来、李德、博古三人。
当时连毛泽东都想被留下来。后来周恩来说：毛泽东我们还是应该带走。他也给父亲说过话，秋白也应该带走，但是被拒绝。父亲当时听说要留下来，当然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还是服从组织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