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救济院里，他每日只能躺在床上，用铁丝编字纸篓一类的东西挣点零用钱，处境异常悲惨。父母在得知哥哥的情形后，十分悲痛，不得不写信给中央，申请大哥到江西同住，在历尽劫难之后，哥哥总算回到了父亲身边。3位老人对哥哥的照料十分精心。母亲把全部的爱倾注到儿子身上。她不顾自己身体不好，每日为哥哥端饭送水，日常料理都由她来做。父亲则给儿子擦澡翻身，做最重的活。祖母也总是努力做可口的饭菜给他补养身体。哥哥自己也克服身体障碍，尽量锻炼自理能力。虽然多了1个人就多了一份辛苦，但大家同甘共苦，互敬互爱，竟使生活热闹丰富了起来。
在我哥哥坎坷的境遇中，我要特别提起1个人，1个与我哥哥素昧平生，但因路见不平而奋力相助的人。这就是北京外文印刷厂的王凤梧师傅。1969年，王师傅随他们工厂的工宣队进驻北大，被分配负责我哥哥那个班的工作。当时我哥哥已经致残。王师傅曾到校医室看望过他。凭着一股朴质的正义感，王师傅对我哥哥十分同情，认为应给予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治疗。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王师傅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但以后几年之中，无论我哥哥辗转何处，王师傅都坚持去看望，问寒问暖。哥哥去江西后，王师傅便不断地向上写信、申诉。到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给我哥哥治病。在那黑白颠倒的非常时期，能这样不顾政治压力，甚至不顾危险地为像我哥哥这样处境的人说话，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知道，这需要怎样一种正义感，需要怎样一种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胆量呀！从那时起，王师傅和我哥哥就结成了患难之交。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父亲恢复工作以后，王师傅家人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1个要求。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感激王师傅在困难之时给我哥哥的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敬佩王师傅及他一家人那种中国工人阶级正直、勇敢、纯朴的可贵品质。"文化大革命"的狂涛中，沉浮着各种各样的卑劣小人，他们就像浪花边上肮脏的泡沫。但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吞蚀不了、淹没不掉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千千万万像王师傅这样正直的普通的中国人，正是我们国家、民族于危难中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