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致罗素的信中更明言："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深信若无真正之公共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共教育体系，以使他们能跟着美国人步伐，发展和保持真正之民主国家，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
镜鉴之二："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
陶行知说："我的志愿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毕生始终不渝朝这个目标去做，先后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他通过行动，改革旧教育，建立"新教育"，以调查为基本依据，以试验为根本方法，充分利用试验主义作为立新破旧的工具。他批评中国教育依赖天工、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偶尔尝试，凭空构想，一知半解，武断从事，断言："欲教育之刷新，非实行试验方法不为功"，"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陶行知所倡导的试验，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缺少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精神。它能开创新局面，也会遇到大阻力。他认为，注重试验的教学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养成学生独立思想的能力"，试验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会试验的教育家和会试验的国民。
1919年，陶行知对他所提倡的"新教育"概念作了系统阐述，即适应建立"富而强的共和国"的需要，一方面要培养好领袖，另一方面要培养"新的国民"，"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他主张试验不是只待在实验室里，而是认同"要拿平民主义作教育的目的，试验主义作教育的方法"。
镜鉴之三："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陶行知是从平民中走出来到美国留学而成为大学教授的，然而早年的艰苦求学经历以及受助于人养成了他助人为乐的品质，也奠定了他为民立言的思想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平民思想"深入人心，陶行知当时已意识到：中国教育缺乏民主，集中反映在人民不能平等享受教育权，因此，既要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级，也要打通深沟竖垒的纵阶级，使人人受到平民教育，"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