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设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想联系欧洲，我该打给谁?”。随后的几十年里，此问题的最佳答案五花八门。但如今，可以肯定，应该打给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
他在爱丽舍宫已经住了五年，对欧洲的未来思虑深刻。他于去年获得连任，其任期将持续到2027年，他放眼欧洲大陆以及全球各地，寻找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之前的6月，马克龙丧失了议会的多数席位，这与之前在任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权力遭到削弱如出一辙。因此，马克龙正将其注意力转向世界舞台。
马克龙于去年发起了关于欧洲政治和战略讨论的欧洲政治共同体(European Political Co mmunity)论坛;开展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谈判;公布了在2030年前实施的一项全面改革法国武装部队的计划;重新制定了法国的对非政策;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上倡导超越中美紧张关系，建立“单一的全球秩序”;在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上与中国就乌克兰战争进行会谈;并为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共同防御项目开了绿灯。2022年11月29日，他抵达华盛顿特区，进行乔•拜登总统任期内的首次国事访问。他在世界舞台上的极度活跃值得关注。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曾开玩笑地将他比作“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画中的英雄——画中，拿破仑骑着一匹白色骏马，一只手指向前路，奔腾着越过阿尔卑斯山。”
然而，尽管如此，马克龙还是令人捉摸不透。他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甚至遭遇了惨败。有时事与愿违，因为宏伟愿景与现实情况并不总是一致。马克龙到底是自由国际主义者还是法国主权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是西方高层国家集团的成员，还是单枪匹马的单边主义者?或者说，“马克龙主义”到底是什么?
马克龙对外交政策方针的态度始于这样的信念：我们的世界是霍布斯式的，秩序混乱，危险重重，在这个世界里，历史不仅从未随着苏联解体而真正“结束”，而且正在加速发展。据他分析，这是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全球力量平衡变化的产物(用他的话说，这是“一种存在于普遍主义之间的竞争”)。
在9月发表的法国大使会议年度演讲中，基于上述原因，马克龙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不是“一个应该与其他事件割裂的事件，而应是一个近乎符合逻辑的结果，是许多现象共同发生作用的催化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塔拉•瓦尔马(Tara Varma)解释称：“马克龙认为，世界多地恶化的局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欧洲和法国公民”。“我们应如何维持多边体系?如何巩固、更新多变体系?”“马克龙主义”正是他对此问题的回答。
在实践中，以下两点能够支撑“马克龙主义”。第一，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外交政策准则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法国应该是一个“平衡大国”，这源于法国众多具有影响力的“工具”：欧盟、联合国安理会和北约成员国身份、核武器、各大洲的残余殖民领土，以及法语的全球影响力。法国试图利用这些，在失衡加剧的地方对冲突进行调解，并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其行动的自由。他认为，“重建一个完全独立的、统一民主的欧洲”，应包括税收、国防、数字、移民、教育和研究政策、新联邦结构(欧元区的财政部长及预算)，欧洲选举中泛欧名单的进一步整合，以及以欧盟“快速反应部队”的形式组建未来欧洲军队的核心。
这两点的重要区别是，第一点将马克龙置于巴黎的“戴高乐——密特朗主义”的传统之中(即优先考虑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 在法国独立中功不可没)，第二点能够支撑“马克龙主义”的是“马克龙在索邦大学所作的演讲”，这超越了前者。马克龙的前顾问、现就职于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沙欣•瓦莱(Shahin Vallée)称：“在他的讲话中，他比以往任何一位法国总统都更加坚定地支持欧洲，‘马克龙主义’的本质是调和法国传统的‘平衡’立场与外交政策欧洲化之间的矛盾。”瓦尔马称：“他想创造一种新的外交政策传统，并划出一条新的分界线将‘马克龙主义者’和其他国家分隔开来。”
马克龙的性格造就了他的野心。按照法国准君主式总统的标准来看，马克龙拥有非凡的自信;他坚信在演讲和世界峰会中能够运用自己的能量和智慧克服矛盾，越过看似牢不可破的障碍。
有些人将他野心的成因追溯至马克龙学生时代的导师——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其被称为超越“非此即彼”思维的“两者共存”思维的倡导者。马克龙传记的作者索菲•佩德(Sophie Pedder)称，“这种‘共存’的‘利科精神’解释了总统‘寻求调和突出矛盾的力量’，从而有助于‘理解有时似乎是针对基本政策问题的模糊方法’”。他的哲学训练可能也解释了“马克龙主义”中“抽象”的一面，虽然这种“抽象”能使他拥有深邃的思想，但同时也会令他陷入不切实际的、极度分裂的诡辩中去。
从马克龙上任起，“马克龙主义”的轮廓就已形成：他阔步走上自称为“戴高乐——密特朗主义”的道路和欧洲主义道路。在前一条道路上，他积极拉拢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2017年凡尔赛宫召开的峰会上接待了俄罗斯总统)和唐纳德•特朗普(2018年美国总统对巴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国事访问，以深化两国的“兄弟情谊”);为回应杜马化武袭击，对叙利亚政权进行军事打击;继续在萨赫勒地区渗透法国的反圣战分子;并在利比亚内战中支持军阀哈利法•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
在欧洲主义道路上，他在索邦大学发表演讲，并努力争取安格拉•默克尔加入其议程。我们在柏林总理府参加两人举行的首次联合新闻发布会时，可以明显感受到法德双方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这位德国总理引用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话调侃道：“每一次开始都蕴含着一种魔力。”一年后，基于双方的伙伴关系，法德签署了法德梅斯伯格协议，推动在全欧盟范围内对数字巨头征税，以及其他在共同经济、移民和国防政策方面做出不太明晰的承诺。
2019年是一个转折点。很明显，马克龙对特朗普和默克尔所付诸的努力都已落空：美国总统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并从叙利亚北部撤军;而德国总理在大部分议程上并未做出妥协。在国内，马克龙正在与“青年党”的抗议活动作斗争。国际和国内严峻的形势，使“马克龙主义”中的“戴高乐——密特朗主义”特征更加突出。马克龙在地中海避暑胜地布雷冈松堡接待了普京，试图拉拢俄罗斯;他告诉法国大使，“我们不是一个结盟国”;他阻止了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在接受《经济学人》的采访时，他否定北约，宣称北约已处于“脑死亡”的状态。
2020年，马克龙着力强化法国所扮演的“平衡大国”的角色。在希腊和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竞争中，他强调支持希腊而不是土耳其;站在贝鲁特爆炸的废墟中，他向黎巴嫩承诺了一条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并使法国成为东盟、东南亚经济集团的正式合作伙伴。杜克洛认为，2020年和2021年是马克龙外交政策的“关键时刻”，如今，成熟的“马克龙主义”经受了新冠流行病的考验，随着法国总统选举的临近，我们可以对马克龙的外交政策做出一些暂时性的总结。
总的来说，马克龙在第一个任期内取得的成功是朝着法国在欧洲赢得更大主权迈出的第一步。此外，难以想象欧盟共同债务资助了7500亿欧元作为大流行病的恢复基金，无疑，这是马克龙取得的一项巨大成就。在马克龙的领导下，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马克龙主义者”)已更多地开始从地缘政治角度进行考量。防务和安全合作的新框架正开始建立一种共同的欧洲战略文化，欧盟正建立议程中所构想的快速反应部队。今年通过的两大立法方案为更加充满活力、更加独立的欧洲数字经济奠定了基础。巴黎智库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的乔治娜•赖特(Georgina Wright)表示：“过去5年中，马克龙为改变欧盟所付出的努力比任何其他欧盟领导人都要多。”
但议程中的大部分内容仍是遥远的愿景。欧洲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体化程度不够。此外，泛欧盟民主进程一直停滞不前，欧盟在许多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然而，在欧盟之外，马克龙的失败最为明显。由于他的干预，地中海东部丧失了稳定的局势;他带领黎巴嫩迈向美好未来的努力收效甚微;哈夫塔尔的民兵在利比亚被击退;2021年，澳大利亚放弃了与法国的潜艇协议，并与美国和英国签订了新的三边安保联盟协定，削弱了法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法国在萨赫勒地区的增兵行动遭遇惨败。但马克龙最大的失败是他试图遏制普京，这其中包括他为防止在2022年初爆发全面战争而放手一搏开展的磋商。
这些失败根源于“马克龙主义”的本质。尽管这位法国总统极力否认，但“马克龙主义”的两大支撑核心之间确实存在矛盾，需要进行权衡。法国作为“平衡大国”支持利比亚的哈夫塔尔，破坏了欧盟对这个毗邻欧洲的失败国家采取任何共同政策的设想。拉拢普京，否定北约，令中东欧成员国开始对其产生深深猜疑。宣扬在法国建立自上而下联邦制的愿景并未提升受欢迎的程度。
瓦莱称：“除非你相信欧洲的战略自主只是法国外交政策的延伸，否则便不可能同时拥有一个奉行单边主义的、势力均衡的法国和一个奉行强大外交政策的欧洲”，“大家并不认可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必须做出妥协这一想法。”这种随意评论毫无用处(毫无根据地称牛津——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对65岁以上人群“效果并不明显”，这冒犯了英国，并且收到了不要“羞辱”普京的警告，这令基辅的亲密盟友大为震惊)。杜克洛称;“他是一位非常亲欧的领导人，但这种亲欧通常十分理智，且多是观念上的。”“他所热爱的欧洲是他想象中的欧洲，并不是现实的欧洲：德国是现实的欧洲，波兰是，波罗的海也是……我担心他会被一些次要问题分散注意力。”“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亚洲各地旅行，活跃在那里是件好事，但如果专注于欧洲问题，代价又将是什么?”
2022年是另一个转折点，马克龙赢得连任，他是20年来法国第一位连任总统。但他也是俄乌冲突这场危机的参与者，这场危机削弱他影响力的同时也增强了他的实力。影响力遭到削弱使他为影响并遏制普京、超越因战争而恢复活力的北约所付诸的努力实在可笑。与英国或波兰(更不用说美国了)相比，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出口微不足道。杜克洛曾于当年说道：“马克龙错过了一个从2月24日起带领欧洲应对危机的黄金机会。”实力之所以加强，是因为这场战争极度强化了马克龙对赢得欧洲主权的信念。如同其他西欧国家的首都一样，在巴黎，大多数人对欧洲大陆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而感到震惊——然而美国可能并不总是愿意提供安全保障。
一般情况下，马克龙在位于爱丽舍宫角落里的房间工作，这以前是法国最后一位君主拿破仑三世欧仁妮皇后的卧室，它位于宫殿东翼的一层，距离宫殿较远，可透过窗子望见花园。因其较为偏远，有些人称之为“令人发疯的房间”。然而，为致敬戴高乐总统，马克龙在宫殿的金厅里出席某些礼仪场合，因为最初戴高乐曾在此办公，金厅中有摆放有镜子和巨大的枝形吊灯。2022年2月24日凌晨，正是在此处，马克龙接到了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电话，得知战争已经开始：“我们正在全国范围内作战。”马克龙穿着连帽衫和牛仔裤，在办公桌前度过极为漫长的一天，一大清早就接到几通电话，参加一连串的会议，直到深夜会议才结束。在核心圈子里生存需要钢铁般的体格，而他的几位顾问早已精疲力竭，转身离开了。
此前，马克龙在爱丽舍宫的生活分为两部分。马克龙的政党失去了立法选举的多数席位，玛丽娜•勒庞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成为国民议会的第二大政党，在577个席位中获得了89个席位，因此，通过新法律将是一场持久战。法国政府经常援引法国宪法的第49条第3款，该条款允许行政部门强行通过立法。马克龙正在考虑今年举行新的立法选举以确保其政党的多数席位，但也很可能在渡过生活成本危机最艰难的时期后再考虑举行。包括与他信任的新总理伊丽莎白•博尔纳(Élisabeth Borne)定期会晤在内的所有这些事务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但与此同时，马克龙也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国际事务。
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他在迎合国内舆论。国民联盟的新力量意味着需要将马克龙的所作所为视为其在为法国利益而战。但对此更广泛的解释是，他在思考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我如此痴迷，只为一件事，”最近在一次记者采访中，马克龙称，“我认为，我们对孩子肩负的责任是能够让他们像我们一样自由选择。”
第二轮任期内，马克龙要在世界舞台上优先明确遗留的政治问题。在欧洲，他希望议程能够取得飞跃性进展，包括防务一体化，建立更强大的欧洲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2024年欧洲选举中再次推动建立泛欧候选名单。他希望对于战后的乌克兰，欧盟要扮演主要角色。但他也认识到欧盟无法在任何和平进程中发挥首要作用，因其并未率先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他正在考虑设立一个新的巨额债务援助基金，让欧盟成为重建乌克兰的主要参与者。咨询机构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米吉•拉赫曼(Mij Rahman)表示：“法国认为，在对乌克兰的外交政策中，资金至关重要。”
长远来看，马克龙希望转变其在非洲的角色，从军事主导转变为更加关注经济和文化，诸如“绿色长城”等项目(拟建造8000公里长的植树造林带，防止撒哈拉沙漠进一步荒漠化)遭遇了乌克兰的军事抵抗，美国也正远离欧洲。共和党现在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政党，甚至民主党也希望将美国的长期注意力转移到太平洋地区。
如果马克龙想要在连任内取得成功，那么他就需要吸取第一轮任期内的经验教训。他必须认识到在赢得欧洲主权和实现法国作为“平衡大国”的愿景之间需要做出权衡，需要调整个人风格，他需要更加谦逊，更加注重外交手段，在治国方略中，需要更多地建立联盟。杜克洛强调：“如今，与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交道，就会涉及波兰。处理利比亚问题，就会涉及意大利。如果法国想单打独斗，根本就行不通。”杜克洛认为，马克龙在连任内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能适应这些变化吗?”
但最近几周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今年早些时候，在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国时，法国提出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的想法，即建立一个将欧盟与高加索地区、西巴尔干地区、乌克兰、摩尔多瓦、土耳其和英国联合起来的论坛，但许多人认为这是法国破坏欧盟扩张的惯用伎俩。杜克洛说：“法国在未事先进行咨询的情况下以典型的‘法国方式’宣布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但确实奏效了，因为法国外交官和法国总统能够理解并解决分歧和存在争议的问题。”
马克龙明确表示，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不是加入欧盟的替代方案，而是一种补充。拉赫曼说，“这表明总统和外交部的心态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们现在意识到，如果欧盟不把其与俄罗斯边境之间的国家拉拢进来，就政治宣传和混合战争而言，他们将成为莫斯科打击的目标。”10月6日在布拉格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首次会议，志愿加入欧盟的国家得到了与其成员国平等的待遇，这对欧盟来说是一个分水岭，但对长期以来倡导开展欧洲排他项目的法国来说更是如此。
11月9日，马克龙在法国海军的地中海母港土伦港发表了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他公布了对法国的新战略评估，并重申了他对秩序混乱、危险重重的世界的看法：“这场(乌克兰)战争也说明了……规则和禁忌的弱化以及欲望的弥漫。”随后，他引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这些情况令这个时刻变得危险，旧的平衡受到挑战，而新的平衡尚未实现。”他再次承诺，要对法国作为大国复兴的角色与赢得欧洲主权的目标进行协调：“到2030年，我希望法国强化其作为团结一致、光芒四射、有影响力的平衡大国的角色，成为欧洲自主的驱动力。”
然而，马克龙在土伦港的演讲也蕴含着进行修正的迹象，其声明放弃2019年的戴高乐主义转向。在他的演讲中，他不再称北约已经处于“脑死亡”的状态，而是“欧洲集体安全的基础和重要框架”。俄罗斯的战略选择“不可逆转”，法国不得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多个地区内，以竞争、挑战和对峙的形式，与莫斯科对抗”。
法国在萨赫勒地区的军阀哈利法•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将以失败告终，长期与英国紧张的关系将愈发紧张，与德国的防务一体化将会在巴黎会议上重新得到重视。在土伦港发表演讲后不久，11月18日，马克龙与德国和西班牙就价值1000亿欧元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达成了新的协议，这是欧洲历史上史无先例的综合防御项目。
这是一种演变，而不是转变。毫无疑问，马克龙可能会继续发表毫无裨益的评论;在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开展单边主义行动。他可能会继续错过建立欧洲共同地位的机会，因为他默认了旧的“戴高乐——密特朗主义”愿景，即建立一个独立的、力量平衡的法国。他试图将巴黎定位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桥梁，这肯定会激怒美国。换句话说，他在许多方面仍将是一位典型的法国总统——他和历届法国总统一样，在爱丽舍宫的金色大厅里办公。他对这两方面的追求并不完全有误：确实，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可以是一个国家集团，但其中的个别国家也可扮演某种独特的角色。而在国际事务中，二者共存也十分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