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马克西
9月26日，德国将迎来新一届议会选举，而后默克尔卸下担任了5781天的总理职务。
5781天内，美国白宫换了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以及拜登四任主人，永恒之都罗马换了九任总理，苹果iPhone完成一代到iPhone 13的整个产品周期，德甲“北大王”汉堡足球俱乐部换了23位教练并光荣降级。
默克尔是德国这个概念诞生以来仅次于俾斯麦和科尔的任职第三长的德国掌舵人(第四为希特勒)。她坐稳联邦总理位置16年的制胜法宝，更多是因为对权力的敏感而非渴望。
即使是在担任联邦总理16年以后，似乎依然找不到一个简单的词去形容她：
她既不是个冷漠的科学家，也不是个如修女般慈善的人;她的执政风格与前任施罗德的独断专行完全相反，她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她是一个保守的女性，直到最后一个任期才为同性婚姻铺平了道路，但反手就以个人身份投下了反对票，她又总能突然转向，就如去核化、取消义务兵役和开放边境一样。
无论如何，似乎终于是到了给默克尔总理的政治生涯盖棺定论的时刻。
黄金十六年?
已经连续执政了16年的默克尔终于不再是这次选举的中心了。但事实上，德国传统意义上的第一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下称基民盟)依然需要默克尔。
在8月底基民盟于柏林藤普杜音乐厅举行的大选动员大会上，致辞环节依然由默克尔主导：“稳固的劳动力市场、稳健的国家财政、稳定的欧元汇率，我还可以列举很多。但现在这些改由其他人继续了。”
虽然默克尔的四任总理任期充满争议，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在默克尔治下的16年内，德国步履蹒跚但最终顺利地渡过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以及新冠危机。数次危机的背后，则是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腾飞。
16年来，每年新年致辞时的默克尔 / ARD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在不考虑欧元/美元汇率变动的前提下，德国在2005年到2021年期间的人均GDP增长率高达18.3%，位居七大工业国之首，甚至超过了一直以经济增长见强的美国人。即使仅考虑绝对量，德国的人均经济指标也在默克尔任内迅速拉开了与法国和英国的差距。
尤其是在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之中，德国的贸易盈余、工业产值等几乎所有经济指标全线飘红，失业率在整个德国范围内全面下降，甚至于在过去十年之内，曾经令柏林政府头疼不已的老东德地区失业人群问题也渐渐从媒体上消失了。在巴伐利亚州这样的经济强州，新冠疫情爆发前的失业率甚至一度下跌至3%以下，希特勒时代的零失业率再度出现。
具体到个人头上，过去十余年内的工资水平同样稳步上升，随着团结税(即原西德地区援助原东德地区的财政专项)于2019/2020年的取消以及连续数次的小幅下调个人所得税，几乎所有德国人的腰包都比十年前鼓了不少。
我在2012年第一次到德国的时候，包括宝马、大众、西门子等德国DAX大企业给实习生开出的月薪(基本锚定社会最低工资)还停留在800至900欧元左右，而现在实习生的月薪早已经在1400欧元以上。
与传统印象中“大放水”后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现象相反，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时薪亦在过去十余年中大幅攀升。2012年我刚开始留学时，华人圈子内还流传着的“肯德基打工7.5欧元时薪还管饱”段子，到如今大选临近时，即便是一贯“吃人血馒头”的亚马逊给物流员工开出的时薪也超过了12欧元。
默克尔任内的经济成就究竟达到了什么高度?
黄金十年(Goldende Dekade)是德国主流媒体给出的最多的关键词之一。德国上一次黄金十年还是20世纪20年代，魏玛共和国在科学等领域称霸全球的光辉岁月。即便是二战之后德国快速复兴的“莱茵奇迹”都没有得到过“黄金N年”这样的高度评价。
财政稳健下的“社会主义”
经济的持续增长，再配合默克尔特色的小幅度降税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是财政收入的稳步增加。
默克尔不仅是德国历史第一位女性总理、第一位来自东德的总理，同时也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任内成功减少国债的总理(如果不考虑2020年黑天鹅新冠疫情的话)。德国国债规模曾在2008/2009年达到二战之后的历史最高值——国民生产总值的82%，之后便在默克尔和她的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提出的财政盈余计划(Schwarze Null)指导下一路压缩至202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60%。
而在此期间，美国国债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早已经超过了100%，而日本国债的比率更是一路逼近国民生产总值的300%。
依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默克尔任内的16年也是社保支出连续增长的16年。
不同于“欧洲国家只会给懒汉发钱”的传统刻板印象，德国政府从28%上升到财政总支出33.6%的社保大头主要都流向了促进妇女就业以及鼓励生育政策。
虽然默克尔本人并未育有子女，作为首位德国女总理的她也从未强调过其女性身份或打过“女权牌”，甚至在关于同性恋婚姻问题上直接投了反对票，但是自默克尔上任伊始，她便与当时的德国家庭部长冯·德莱恩启动了一系列项目，包括发展日托机构的建设并提高父母津贴。
期间德国的日托机构数量从25万所直接暴涨至69万所，女性就业率亦从63.1%提高到了76.9%。2020年，联邦政府出台了妇女比例定额计划，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自身便提出了2021年党内女性比例需到达30%、2023年达到40%、2025年达到50%的目标。
女性就业率的提高，不仅在财政上提高了福利社会的稳定性，同时也缓和了老龄化社会下工作人口减少的问题。不仅如此，父母育儿假(即Elternzeit)法规的细化也促进了德国社会家庭分工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在父母双方可领取14个月父母金、单人不超过12个月父母金的激励下，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参与家庭事务并分担育儿责任。
当然，默克尔主导下的一套家庭政策组合拳还有一笔未来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的遗产：从德国家庭部长起步、如今已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冯·德莱恩的崛起。德国人再次捏住欧盟政治中心的七寸，默克尔给欧盟带来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执政时代。
不过，默克尔搭建的全民福利社会主义大厦还是缺了一角：房价。
德国曾以大量的廉租房与保障房而闻名，但是由于1991年至2010年期间长达20余年房价阴跌的错误经验，使得德国政府自2005年起便将保障房数量从209万套下调至了129万套。
无独有偶，一直被认为是欧洲价值洼地的德国房市在2010年之后走出了二十年的熊市，以每年10%的涨幅连续猛涨至今。仅以我所在的法兰克福和慕尼黑为例，两地单间的月租金在2010年代初期还在300至400欧元左右浮动，如今没有700欧元几乎不可能找到合适的房源;而两地的房价更是早已经从十年前的4000欧元/平上升至8000欧元/平和10000欧元以上/平。
互联网商务上的发展中国家
如果说快速发展的新兴企业能够在扩张道路上掩盖或淡化固有的结构性问题，那么国家也一样。借助着持续的经济增长，德国原有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
如今似乎已经很少还有人记得，默克尔2003年开始逐步掌管基民盟时便提出的莱比锡改革方案，即意在简化德国税收制度的一揽子方案。然而在十六年的时间内，德国财政局除了推出了一个网上报税系统之外并未发生什么改变，甚至可怜的一点点减税还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大规模减税的回应。
如果说税收改革还能够靠着庞大的税基粉饰太平的话，那么以数字化建设的停滞不前为代表的政府投资不足，则无疑暴露了默克尔四个任期内毫无进取之心的事实。
16年时间足以让一个诺基亚帝国灰飞烟灭，也足以让德国的数字化排名掉落到仅次于阿尔巴尼亚的欧洲倒数第二。宛如上个世纪的带宽、10欧元包月只有3G的流量、高速上近一半的无信号区以及超市收银台前至今仍在数皮夹子里欧分的德国特色，始终令人怀疑德国乃至欧洲错过了互联网革命并非因为美国科技企业太优秀，而仅仅是因为德国政府过于保守和思维僵化。
即便是在联邦政府层面，默克尔治下的德国政府一样表现得像个差生。
默克尔早在2017年的一次发言中就为德国定了调：“在电子政务方面，德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十几年前给上海机场磁悬浮剪彩的前总理施罗德曾经放话过：“过几年，如果人们还不能通过互联网来申请身份证或驾驶执照的话，那简直无法想象。”
遗憾的是，20年之后的德国，无论是申请驾照还是护照，依然无法进行数字化操作。而在此期间，施罗德前总理甚至结婚、离婚都已经满五次，并喜获了“奥迪人”和“奥运人”的绰号。
数字化领域的原地踏步仅仅是德国在新兴产业上落后于世界的冰山一角。
虽然默克尔将科研作为了自己任期内的重要课题，并且成功地在她任内将科研支出从国民生产总值的2.43%提升到了3.18%，但这些支出带来的效果却几乎没有得到回报。
十六年的时间内，德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显著下降，从每年超过48000份下跌到了42200份;创业者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也从2.47%跌倒了1.04%。直到默克尔执政晚期的新冠危机，一直受到德国政府资助的疫苗制造商Biontech才算是为德国的科研能力挽回了声誉。
早在2007年的G8峰会上，默克尔便以“环保总理“的形象出席。但在之后的很多年内，她领导的政府并没有出台实质的环境政策，像个光说不练的现实主义者。最典型案例便是弃核令。早在2010年我刚开始学习德语时，听力课文中就已经出现过Atomausstieg(弃核)这词。但是默克尔还是在2010年叫停了施罗德时代就通过的弃核令，选择继续延长核电站的运行寿命。
转机发生在2011年的福岛核电站事故。汹涌民意迫使默克尔内阁同意对七座最古老的核电站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暂停运行。当年夏天，默克尔政府明确计划关闭八所核电站，并承诺在2022年前逐步实现去核化。
或许是尝到了环保大旗的甜头，第四届默克尔政府出人意料地在2019年初宣布将在2040年前进一步弃煤。
除了《巴黎气候协定》以及环保的政治正确之外，默克尔政府敢于将鲁尔区煤炭这个德国百年老品牌摘掉的底气无疑是新能源发电的蓬勃发展。在新冠疫情期间，德国的新能源发电占比甚至超过了全网发电量的一半以上。
不过，昂贵的风光发电的代价却是由德国消费者承担的。不同于大部分国家由财政负责给光伏和风力发电进行补贴，德国赖以支持新能源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所谓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EEG-Umlage)，该费用以电价附加费的形式并塞入了所有德国家庭和德国企业的电费账单之中。
十六年以来，曾经默克尔承诺的每千瓦时3.5欧分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早已成为了过往，每千瓦时6.5欧分的附加费才是现实。最终的结果则是凭借着每千瓦时29欧分的电价，德国成为了欧洲仅次于丹麦的能源费用第二昂贵国。
极右翼威胁：来也冲冲 去也匆匆
如果要评选默克尔给人留下的经典印象，那么菱形的手势以及那句wir schaffen das(we can do it)一定会高票当选。不过，在2017年大选中被妖魔化为纳粹党再世的选项党突然靠着难民议题以12.6%的比例进入了联邦议院，着实让默克尔在内的德国朝野吃了一惊。
选项党抬头的背后，是2015年开始的叙利亚难民危机。
如同在弃核令问题上的“首鼠两端”，在叙利亚难民潮初期，颇为保守的默克尔对于是否接纳难民态度冷漠，反而是民间和反对党表现出强烈意愿接受难民，对默克尔施加了巨大压力。尤其是默克尔在总理府门口轻抚着一个难民女孩的头并表示“无能为力”之后，政府瞬间成为众矢之的。
3岁难民孩童溺死地中海的照片最终成为了逆转默克尔政策的转折点。无论是出于政治或民意压力，亦或者是出于缓解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考量，默克尔政府绝对开放边界。这也是德国继南斯拉夫内战之后首次大批量允许移民进入国境，亦被德国学界定义为可以与二战后西德接待旧普鲁士领土上德意志居民相提并论的第四次移民潮。
然而，大量接纳难民后，短期内出现的社区文化冲突事件增加，令2015年年初站在火车站站台上夹道欢迎难民的德国民众，在不到一年之后就转为要求关闭边境。
在政治层面上，默克尔政府开放边境政策加剧了联盟党内部分歧。一向与基民盟联合参选的姐妹党，巴伐利亚的基社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关闭边界。
不过，随着时间流逝，绝大多数难民都融入了德国的社会。虽然外界对难民抱有暴力犯罪以及“白眼狼”等刻板印象，统计数据却显示犯罪率和外国人的失业率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都在持续下降。以至于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我就几乎已经很少见到难民这个词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新闻标题之中。
而利用难民危机后部分民众排外情绪上台的选项党，也迅速失去了选民根基。截止9月19日的民调显示，选项党的支持率依然在10%上下浮动，并没有能力对基民盟、社民党甚至绿党造成什么威胁。迅速崛起的选项党显然经不起见证过16年大浪淘沙的默克尔的洗礼。
最受欢迎的总理、最令人讨厌的政党
选项党的威胁或许不足为虑，但是难民危机给基民盟这个政党带来的地震却仍在持续。
愈来愈多的党内元老都认为，在默克尔的领导下，基民盟越来越脱离原来的保守派形象，走向了普世的人文主义，甚至变得越来越像老对手中左翼的社民党。
派系林立，或许是描述目前基民盟最合适的词汇了。自认为继承了默克尔衣钵的女性政治家卡伦鲍尔曾在一年前赢得了党内选举，继任为基民盟党魁，但却又在以默茨为首的保守派压力下选择辞职，以至于基民盟只能推出一个最大公约数阿敏·拉舍特来继任党魁。
过于中庸的拉舍特以及仍在迷失和内耗的基民盟也足以解释，为什么默克尔的支持率在其执政末期高达了82%，而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支持率却仅有23%、似乎注定将在大选中输给社民党的尬尴现实。
不过，尽管自己政党在几天后大选中的前景风雨飘摇，默克尔早已把政治上的一切放在身后。
今年夏天，当被问及在离任后的第二天会做什么，她回答道：“休息一下，想一想，也许读一本书，读到困……然后会睡一会儿，之后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