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领奖回来以后不久，蛐蛐儿就被调到了《浙江日报》评论部，专门撰写"本报评论员"文章。由于《浙江日报》是省委党报，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基本上代表党的喉舌，蛐蛐儿作为一个刚刚从工厂调到报社的年轻人，却一下子成了"本报评论员"这样重要的笔杆子，这让全报社上下都对他刮目相看。他的文章观点新颖大胆，文笔犀利老辣，一时间，他在报社炙手可热。他先是成了可以长驱直入报社总编社长办公室的非常人物，继而又有了经常被省委宣传部部长亲切召见的特殊待遇，连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来浙江，也会将他找去住地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但凡被高层领导亲切接见并长谈后，蛐蛐儿的兴奋总是溢于言表。虽然他在报社里经常被羡慕和妒忌的眼光追随，但他几乎是视而不见的。他的心，他的眼睛，他的头脑不知不觉中开始朝上，甚至朝上上了，对周围或者下面的一切他大多是忽略的，这样的忽略对他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但他当时是不可能意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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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一篇当时影响很大的报告文学《遗言制造者》发表在江苏的文学期刊《雨花》杂志上。尽管这篇文章中有许多描述离事实相去甚远，然而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蛐蛐儿因此篇报告文学而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一个反"四人帮"的青年英雄的出现，那火爆的程度一点也不比今天的明星差。荣誉、待遇、级别，一连串的好事飞向蛐蛐儿：分房子，装电话，提拔为《浙江日报》文艺评论部副主任，选派到杭州大学宣传部当副部长，不久又调任《东方青年》杂志当主编。紧接着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日本，还有消息传出，组织部门正考虑让他作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后备人选。一个才30 出头的年轻人，面对事业的一帆风顺和职务的频频升迁，很容易腾云驾雾飘飘然找不到北，蛐蛐儿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