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战役之后，蒋介石亲临贵阳督战，调集其滇、川、黔各部，摆兵布阵，把刚刚在胜利之中得以喘息的中央红军陷入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包围圈之中。而当时的红军将领，无论是领导能力还是决策方式，都与战局和形势的变化不相适应。军事"三人组"时期，李德、博古专权，政治局不讨论重大军事决策，在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中屡有失误、屡遭失败。遵义会议作出决定，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但情况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队伍往往是白天行军、晚上研究重大问题，20多人的会议七嘴八舌、枝蔓横生，有时争论不休，有时议而不决，耗费精力、贻误战机在所难免。
遵义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红军的战略机遇来得殊为难得!它必须也只能成为下一个胜利的出发地，而万不可成为一支队伍走向倾覆的绝响，一群热血战士集体光荣前的回光返照!
一支以拯救黎民百姓为己任的队伍，此时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自我拯救。幼年的红军，必须尽快地自我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在军事思想、全局观念和战役决策等极其重大的问题上，必须拥有比这盏马灯还要明亮百倍的眼睛，必须以真理的目光作出历史性的选择!
历史，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艰难的选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选择了毛泽东。史学家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于今已成共识。
但是，当我们走进苟坝会议的深处，就会渐渐发现，这种说法必须基于一个辩证、务实的理念：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也是遵义会议的收官之作。换言之，遵义会议的精神，在苟坝得到了落实;遵义会议的主张，在苟坝得到了贯彻;遵义会议的选择，在苟坝得到了更加具体的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