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想出对策来。她逐渐发现，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睡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被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
医生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同意把药停掉了。其实，贺子珍并没有把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贺子珍每次吃药，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
再过一段时间，贺子珍向医生诉说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这样做，一是给医生找点事情，二是让医生看到，她的知觉、感觉一切正常。
贺子珍的努力是成功的。医生的注意力果然转移到贺子珍的胳膊、腿上来，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后悔错过了与毛泽东和好的机会
对于自己到苏联来，贺子珍早就后悔了，而且不知后悔了多少次了。现在，她深深地感到这样做的错误。她过去十分迷信苏联，以为只有到了列宁的故乡，在那里才能学好马列主义。其实，马列主义学得好不好，环境、条件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她在苏联虽然有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但是思想不集中，心绪烦乱，不是也没有学好吗？
她还后悔对于异国医学的迷信。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到了苏联，她身上的弹片就能取出，身体就能康复，也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毛泽东当时就曾对她说过，我们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提高的，我们要请国外最好的医生到这里来为大家治病。你不用到苏联去，不久以后在延安也能把弹片取出来。她听不进这些话，急着要走。结果，她在苏联也没能把弹片取出。
贺子珍更后悔的是错过了同毛泽东和好的机会。当他们夫妻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毛泽东表示出了和解的和向前看的姿态。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贺子珍不要走。她到了新疆办事处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时，毛泽东又恳请当时在兰州办事处工作的陈正人和彭儒夫妇，劝贺子珍回来。可是，当时的贺子珍太任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