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棉花奇缺，然而，棉花却是制作军用被服的必要原材料，中日两国进入交战状态后，日本人没有地方买棉花，找不着货源，无计可施，日本人被迫连系我祖父，要他帮忙。我祖父这时考虑我们安危，就用包括我在内的四十六个人，为交换条件，卖了一批棉花给日本人。
日军和祖父双方事先讲好，答应我们这四十六个人送到西北，日本方面释放我们，中国方面就把日本人需要的棉花，同时送交日本军方，以为交换。
日本军方派了十几名士兵，由一名少尉带队，队伍里边有两名腰间配挂武士刀的军官，一个士官长，护送我们这四十六个人到大后方，准备交给重庆方面。一位军官待人和气礼貌，还带我上城楼眺望远处的风景。另外一个军官，相貌如同凶神恶剎，连我们孩子好奇碰碰他的配刀，都被他当场喝斥。
我们一行人从上海到了南京，渡江之后，再循着淮河搭船往西北走，河岸边上有人拉纤，船才勉强逆水而上。我们一路艰辛到了宝鸡、潼关，再往西，就到了西安附近。日本人把我们送到陕西境内，某个指定的地点，日本军队的号手吹号示意要释放人质了，国民党军方面听到日军吹号，国民党军的号手也吹号响应，把满载棉花的几十部卡车往日本人的方向开来。我们四十六个人终于获得自由，这里边包括我两个叔叔，我母亲，我，还有前上海市长吴开先的女儿。我两个弟弟因为年纪太小，不方便长途跋涉，并没跟我们一道回重庆，留在了上海。当时，我一共有三兄弟，我是老大，最小的妹妹当年还没出生。
到重庆那年，我才七岁，和家人住在黄山官邸附近的一幢洋房里。那时章士钊也住在我家里，祖父以养士的方式对待章士钊。四川军阀刘航深(大军阀刘湘的亲信)的儿子，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
胜利之后，我们回到上海，祖父不和我们住一起了，他搬到上海的国际饭店，那时国际饭店那幢大楼叫"十八层楼"，是幢大公寓房子。我和父母亲住在上海华格臬路，现在这条路已经改为宁海西路了。我们一家和张啸林家紧挨着住隔壁，张是我祖父拜把兄弟之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国以原子弹轰炸日本，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胜利复员前夕，一条美国兵舰悄悄地开到黄浦江外海，祖父和戴笠在这条美国兵舰上见面密晤。戴先生何事秘密会见祖父？原来，国民党当局担心胜利后复员期间，军队、警察来不及从大后方运送到上海，接收沦陷区，担忧上海会发生青黄不接的情况，戴笠想请祖父出面，在国民党军警尚未进占沦陷区之前，清帮的兄弟能配合军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暂时维持市面的秩序，并且为接收上海预作准备。
戴笠还和祖父在那艘美国兵舰上合影留念，若干年后那张照片却离奇遗失了。
祖父不光是帮蒋介石、帮国民党，更帮了国家和贫苦百姓不少忙。抗战爆发，中国空军战力完全不是日本空军的对手，当时的国民党当局要我祖父发动民间捐款，组建新的空军，祖父自己先捐了购置第一架飞机的钱，为民表率。献机运动得到热烈响应，国民党空军元老因而都对祖父非常客气，像高志航、毛邦初、王叔铭这批国民党空军前辈，都很尊敬祖父。我小时候，碰到他们，这些前辈总是不约而同告诉我，多亏你祖父，热心捐输，带动民气，让空军很快能组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