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是一介武夫，素来没有政治头脑。他听了郑绍发的一番自我介绍，联想到蒋的祖籍确有在河南之说，又看到郑的长相十分像蒋，也就不加深思，派人把郑绍发送到重庆，让他到重庆找蒋。这件事使蒋十分尴尬。经过一番考虑，蒋既没有认他，也没有加害于他，而是批了"戴笠处理"4个字。蒋的手法是明智的，此事极其微妙：认他，当然不行，祖宗之事，岂可随便变更；公开否认，亦不好，不啻有"此事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杀他，当然易如反掌，但会给人以杀人灭口的嫌疑，岂不是弄巧成拙，于事无补；不认不杀，任其招摇也不好，同样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思来想去，唯有交给戴笠，让他去揣摩领会，看着办吧。戴笠也是聪明的，他知道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是够得上杀头之罪的。但是，蒋不提"严厉制裁"、"可杀"等字，可见没有深责的意思，然又没有交待自己如何处理。
戴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轻了都不好，况蒋的祖宗之事外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能把郑绍发圈禁起来，供吃、供住、供玩，不要让他到处乱跑就行了。如果蒋一旦向我要人，就交给他，不要人，就关他到死算了，反正军统的集中营里也不在乎他这一间囚房、一口囚饭。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但戴笠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营内建新屋一栋，单独分住，并在衣、食方面给予优待。另给郑老头家寄去200元，以后每月还代寄几十元。一段时间后，索性指示将郑的老婆和16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息营内。戴笠处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蒋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这样做，无疑是准确掌握了蒋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蒋把这件十分敏感、微妙的棘手问题交给戴处理，也说明了蒋戴关系已到了配合默契的地步，这是蒋的其他亲信难以得到的恩宠和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