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恭澍的文字可以看出，詹长麟应是军统内部人员，而不是普通工友。日伪举办宴会的情报是"钱念慈、张建华"主动报告的。钱念慈、张建华可能是詹长炳或者詹长炳的化名，也有可能是陈恭澍记错了。毕竟詹长麟、詹长炳只是军统南京区的基层人员，而陈恭澍贵为军统上海区区长，把两个基层人员的名字记错很有可能。
仔细对照陈恭澍的《反间活动中'南京区'牺牲惨重》和央视《寻找英雄》栏目组的《1939年的毒酒案》，我发现它们可以互为佐证。首先是参与1939年投毒事件的关键人物：钱新民任军统南京区区长，卜玉琳、安少如等人协助他们投毒-这方面，两方认知相同。不过，《1939年的毒酒案》将南京区副区长的姓名写成了尚振武，而多次出现在陈恭澍文中的却是尚振声，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为同一人："尚振武"系詹长麟记忆错误或者"武"字系印刷错误；第二，双方都提到了赵世瑞，而且对于赵世瑞的职务-首都警察厅特警科科长，记忆也是一致的；第三，投毒的情节、参加宴席的日伪要人的组成、投毒的后果以及为什么投毒功亏一篑的原因分析，两者几乎一致。
军统南京区的四任区长
"南京毒酒案"背后有一整个支持团队。
首先，要知道抗战时期军统南京区的领导者。从源头上来说，军统南京区首任区长是赵世瑞，第二任区长是汪兆龙，第三任区长是钱新民，第四任区长是尚振声。
赵世瑞与陈恭澍是黄埔军校同学，当时编在一个连队。赵世瑞生于1903年，卒于1952年，浙江诸暨人，黄埔军校四期生， 1933年下半年任职于南京首都警察厅，1935年因化解"藏本事件"有功，晋升陆军少将，后调任军事委员会驻宜昌办事处主任。汪兆龙是黄埔三期生，1935年秋接任南京区区长。
钱新民是云南人，黄埔军校出身，于1937年4月接任南京区区长。当时，尚振声由军统河南站站长调任钱新民的副手。至1940年11月15日，钱新民一直担任南京区区长，在他任内，军统南京区有很多出色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