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徘徊于河内的汪精卫，对于如何进行他的"和平运动"，并没有周到的见解，对于将来何去何从，也没有通盘的考虑。他在认定求和之后，就表现出与青年时认定刺杀摄政王一样坚决的态度，"屡经同人苦劝而不回"。1939年1月4日，汪在回复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的电文中说：
弟从此并未发表任何谈话，惟"艳电"系明电。盖提议本有公开秘密两种方式，弟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日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言。弟觉得，知而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无以自解，故决然言之。武汉未撤、广州未失、长沙未烧以前，公开言此，或者有扰乱军心之虞，至于今日者，情势显然，尚何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