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全军大比武活动，按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军深入普及的时候，林彪派叶群等人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广州军区某部去蹲点，表面说是去调查研究，实际上是去编造大比武的"罪证"。到十二月下旬，他们终于编造出一个大比武"冲击了政治"，"犯了方向错误"的调查报告。林彪办公室给总参打来电话，说比武冲击了政治，方向上出了偏差，一九六五年的军事训练要降温。 在按林彪旨意起草的一九六五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稿中，罗列了训练工作的一大堆罪名。并由总政的一位副主任传话给我，要赶快作自我批评，我感到很为难，也想不通其中道理。
这时正开军委办公会扩大会议，对一九六四年军事训练工作到底应该怎么估计，各大军区的司令员也都议论纷纷，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等同志气愤他说，谁向林反映训练冲击了政治，谁就是别有用心。罗总长在会上引用某军区领导的话说，大比武是政治挂帅、发动群众的成果。罗总长把会议的意见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说各军区和军兵种领导同志都想不通，只好假惺惺地说：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不准确，可以修改，元旦社论稿你们也可以修改嘛。于是，后来就把"偏差"改为"苗头"， 并对训练工作讲了一些肯定的话。这就是后来批判罗瑞卿时，所说的"篡改林总讲话"的真象。林彪的暂时退却是为了更疯狂的反扑，后来林彪利用职权，到处说军事训练的坏话，挑动政治部门找训练部门的岔子，威胁利诱。 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诬陷罗瑞卿同志通过搞比武制造舆论篡军反党活动，从此把这场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压下去了，使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所有搞训练抓教学的同志，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迫检查"冲击政治"。不少同志因此被罢了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