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我参加了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调查组，到基层搞经济调查。我们逆黄河而上，穿过被称为"内蒙古粮仓"的河套平原，来到巴彦高勒，这个本来生产大米的地区，因为盐碱化的程度越来越厉害，庄稼长得特别差。从巴彦高勒到乌达(现在的乌海市)，这里煤的蕴藏量非常丰富。但是，这里的生产设备简单落后，劳动条件十分差，工人生活也苦。我们调查的最后一站是吉兰泰盐场。那里没有铁路，只有一条简易路。这是一个天然盐场，有取之不尽的盐源，只是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个多月的调查结束了，我只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问题要问，这时候，特别盼望能见到爸爸。恰好，这次调查结束后给了我们短期休假，我迫不及待地回到北京。
1928年，武汉的形势日趋恶化，我的父亲刘少奇和母亲何宝珍也要转移，只好把我寄养在汉口的一位工人家里，养父母迫于生活艰难，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直到1938年，党组织用几百块大洋把我赎回来。所以，我一直记住父亲对我说的两句话："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买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受苦人办事。"1939年，父亲把我和哥哥允斌送到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1949年父亲率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我才随父亲回到了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