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对腐败的产生，毛泽东侧重从思想上找原因，邓小平既从思想更从体制上找原因。
对腐败与官僚主义，毛泽东主要从旧社会的影响来找产生原因，而邓小平不仅从历史影响找原因，还从我国现行体制找原因，指出官僚主义是同我国长期实行的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关。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在邓小平看来，制度和体制上的缺陷，是官僚主义、腐败现象滋生的根本原因与土壤之一。
其二，对腐败现象的认定，毛泽东失误严重，邓小平纠正坚决。
晚年毛泽东对腐败现象的判断上，有的偏颇。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阶级。邓小平不赞成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认为这一估计不符合实际。邓小平承认党内确实有官僚主义现象，但是，他认为官僚主义现象只是个别的局部的，而不是普遍的全局的。他指出："我们反对特殊化，其实就是反对一部分共产党员、一部分党员干部特殊化。""但是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决不是所有党员或多数领导干部都特殊化。党内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我们的宣传，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