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当时十分恼火："总不能军事上打了败仗连总的路线也错了!"他列举了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成绩，诘问道："中央苏区各方面建设的成绩也是错误路线造成的?!"
毛泽东从内心里赞同刘少奇的观点，但是，考虑到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军事问题，路线问题牵涉到白区与苏区、中央与地方、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场的人和未到会的人，一时难以解决，因此建议将遵义会议的中心锁定为解决军事路线问题。
虽然同样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张国焘与毛泽东、刘少奇提出问题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是从泄愤的角度找平衡：既然是检讨工作，那就应该是全面的和公平的，"不仅要检讨红四方面军，也要检讨一方面军，更要检讨中央的领导是否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