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伯伯那么爱孩子，当然也爱自己的儿女，但并不娇惯他们，对他们要求很严，不准他们倚仗权势搞特殊化。1949年4月，育英小学从西柏坡附近的下东峪搬到北京西郊万寿路，校舍安排在傅作义的一所旧兵营里，周围是农村和庄稼地。那时我们每天三顿饭都要从南院排队到北院去吃，中间要越过一条深深的战壕，营房周围和战壕边上有许多战时留下的扎人的铁丝网，那时，从学校进城有十多里路，却没有一趟公共汽车，加上家长们忙于筹备建国大计，孩子们很少回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方面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学校规定两周放一次假，各机关开始派车接孩子，李讷和远新也和中南海其他孩子一起乘大轿车回家。后来通了公共汽车，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孩子们的"开心果"作用，于是征得毛主席同意，在育英学校不准接孩子的那个周末，搞了一点小小的特殊，把李讷、远新和二娃都接回来，但是毛主席规定，只准孙勇带他们3人乘公共汽车回家，不准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他们回来后，很认真地承担了陪毛伯伯休息的任务，常常"奉命"去拉毛伯伯看电影，出席舞会，或到郊外去走走……1953年李讷考上了师大女附中，孙勇就改骑自行车到育英去，再找个三轮车把远新和二娃接回家。李讷和姐姐到女附中上学，一人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来来去去。后来孩子们都上了大学，李讷上了北大，周末仍是骑车回家。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减了定量，吃不饱饭，骑不动车，李讷周末就挤乘驮着大煤气包的公共汽车到西直门，再倒车回家。在北大，李讷常穿着学生蓝的衣裤，颜色洗得都发白了，裤子上还常有补丁。至今，在我们同学聚会时，李敏、李讷也永远是衣着最朴素的。毛伯伯对子女的严格要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便宜，厌恶特殊化，更憎恶以权谋私，这些，成为我们终身信守的做人准则。
我们这一代孩子从小过着供给制生活，在1953年以前，我们一直都穿着公家发的一样的衣服，吃着一样的饭菜，小学的前两年，甚至师生同桌吃饭。回到家里，则根据孩子们的不同年龄，分别在机关里的大、中、小灶饭厅吃饭。
